帮助女性认识自身存在的独立价值——《大同报》妇女专刊中女性议题解读

男女平等在于接受教育权利之平等、工作权利之平等、家庭地位之平等。在《大同报》妇女专刊中所提倡的现代性是非激进的,而是渐进的。而对于女性在社会与家庭中的身份界定是非笃定的,而是摇摆的。除了试图圆满地平衡,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妇女专刊对于女性群体的思想和观念进行了引导,对女性可能出现的追求、痛苦、迷茫的关注与解读,揭开了以往女性被遮蔽于男性主导叙事下的神秘面纱,“闺房”“厨房”等私人领域走进公共领域,帮助女性认识自身存在的独立价值,并通过媒介宣传影响社会意识和舆论,吸引各界对女性群体的关注。

清末满人知识分子的民族认同思想——以《大同报》为中心

建立民族国家是晚清政学两界的普遍追求,汉族革命派、立宪派,满人知识分子和其他族群知识分子,甚至清廷,都加入其中。满人知识分子创办了《大同报》表达自己的民族认同见解。由于其身分角色的特殊性,他们不认同汉人革命派的"排满"主张,也不完全同于汉人立宪派和满清朝廷的民族认同论述,提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一些看法,主张各族同源,满汉问题是政治问题非种族问题,撤销八旗制度统合各族建立大国民国家。其中有些是对其他派别的借鉴和吸收,有些是对其他派别观点的有益补充。清廷培养满人知识分子本寄传承政权之厚望,但新的知识结构使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并非完全和政府站在一边,有的甚至走向反对专制政府,为清政府始料未及。

伪满《大同报》与东北抗日活动的另类书写

《大同报》作为伪满时期创办发行的中文大报,主要承担了传达伪满洲国政治言动的功能,该报对东北地区抗日活动的书写主要集中于诋毁东北地区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营造抗战悲观氛围、树立日伪军正面形象三个方面。《大同报》的以上宣传活动展现了日伪利用报纸媒体开展奴化宣传的历史细节,并从殖民者的视角记录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不懈抗争的艰苦岁月,也为东北沦陷区中华民族英勇反抗的历史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旧长春的《大同报》

旧时代长春的报纸，从20世纪30年代说起。日伪时期设在伪“新京”的报纸有：社址在“东六马路”（今大马路与上海路交汇处附近）上的《大同报》；社址在“中央通”（令人民大街火车站至胜利公园段）上的《满洲商工日报》；社址在“永乐町”（今广州路）上的《新京日日新闻》；社址在今同志街永昌路口的《满鲜日报》；社址在“八角通”（今北京大街）上的《满洲每日新闻》等。据统计，在长春沦陷的14年中，曾先后出版发行过20种报纸，中文报纸仅有4种，日文报纸则为12种。

“东北女作家中的拓荒者”:白朗在伪满洲国——以《大同报》《国际协报》的文艺副刊为中心

白朗是东北作家群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她在伪满洲国建立初期由哈尔滨报坛步入文坛,是《大同报》副刊《夜哨》的主要撰稿者,也是《国际协报》副刊《文艺》、《国际公园》的主编。白朗在这两份报纸上的文学成就让同代乃至后继作家念念不忘,梁山丁曾将她与萧红并称为"东北女作家中的拓荒者"。本文集中关注白朗在伪满洲国时期的文学活动,首先呈现她在这一时期参加革命文艺运动的情况,这是她展开文学活动的背景;其次,依次分析白朗在《大同报》以及《国际协报》副刊上的文学创作和编辑活动,由此展现其作为"拓荒者"初登文坛时的全貌和独具个性的创作特色。透过白朗我们亦得以窥探到伪满洲国初期集结于报纸副刊上的抵抗文学的状貌。

清末《大同报》及其西藏报道浅议(1907-1911)

清朝末期,广学会名噪一时,它是西方教会在中国创办的最大的出版机构。广学会大量创办报刊、出版书籍,宣扬西学和变法精神以影响中国士大夫阶层,并妄图“自上而下”地影响整个中国。由其主办的《大同报》关注时政,积极倡导和平改良之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大同报》中的西藏报道内容丰富,主要包括对清末西藏新政的报道、对十三世达赖喇嘛晋京朝觐的报道以及对《泰晤士报》记者兰敦及英印官员鄂康诺西藏记述的翻译。其中,对清末西藏新政的报道占比最大,这与广学会妄图深度参与并影响中国社会改革的目的相一致,也让我们看到了清廷加强西藏治理的坚定决心。需指出的是,《大同报》的西藏报道带有明显的“亲西方”倾向,它没有报道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也没有对英、俄侵藏的阴谋作任何分析,这是因为传教士们往往与殖民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客观来看,这些报道给关心时局者提供了难得的了解西藏事务的途径,也为我们研究清末西藏提供了新的视角。

《大同报》广告分类及内容分析

《大同报》作为早期报纸对广告的分类是比较明确的,对广告内容进行分析能对以后中国广告的发展、企业营销理念的深入都起到了良好的推进作用。

哈尔滨左倾报刊对萧红创作的影响——以《大同报》两份文艺副刊为例

哈尔滨是萧红生命中一座重要的城市,1927年,17岁的萧红来到这里,进入"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学校"求学。这是一所校风严谨守旧的女校,却有着喜爱新文学、向学生大量推介新文学作家作品的国文老师,萧红也因此得到新文学启蒙。另外,因未婚夫不告而别被困东兴顺旅店又被救出、得以与萧军结缘并共同在商市街生活的经历,不仅正式开启了萧红的文学创作之路,也成为萧红一生创作的重要主题。

抗战时期东北报载戏剧生存样态研究——基于《盛京时报》与《大同报》的对比考察

作为抗战时期东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报纸,《盛京时报》与《大同报》为戏剧的发展提供了登载平台和生存空间,展现了战时东北戏剧独特的阶段特征、多样的生存形态和繁杂的艺术表述,有效地说明和解释了戏剧在抗战时期的发展过程和异态变化,同时反映出两大报纸在异质环境下不同的文化选择和态度。

《大同报》广告涉及行业及受众分析

《大同报》广告涉及范围十分之广,有商业类广告,文化娱乐类广告,居住类广告,交通工具类广告,法律类广告。对广告进行分析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经济状况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受众进行分析可以来了解广告的传播效果。

晚清旗人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以穆儒丐在《大同报》发表的文章为例

文章梳理20世纪初包括穆儒丐在内的旗人留学生于1907年在日本东京创办的《大同报》与1908年在北京发行的《大同日报》的关系。考察穆儒丐作为旗人在20世纪初立宪派与革命派论战中,以"满汉蒙回藏"为一个共同体的观点,加入这场论战。厘清穆儒丐在民族国家发轫期的思考和构想,以及这些构想如何最终成为之后执政者在处理多民族共同体问题上的理论资源。

东北沦陷区反殖文学实践——以《大同报》“文艺”副刊为中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地区,使其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32年3月,日本扶植末代皇帝溥仪在长春成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此期间东北沦陷区除了作为日本侵华军需物资供给储备地外,同时也是侵略者实施文化殖民的试验场。侵略者在文化教育领域实施一系列的清洗与改写政策1,企图通过对东北民众文化精神的重构和文化系统的解构与改写来达到对沦陷区的文化殖民目的。

长歌浩荡秉笔写春秋 守正创新奋进新时代——《大同日报》创刊70周年走笔

70年前的这个阳光明媚、万物欣欣向荣的五月,古城大同的上空已绽露出新世界的曙光。伴随着大同城的解放,《大同日报》在这座历经数千年风雨沧桑的古城诞生。直到今天,我们似乎还可依稀闻到第一张《大同日报》送到解放军战士与百姓手中时,散发出的淡淡油墨清香。今天站在大同湛蓝的天空下,感受共和国和我们生活的城市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变,回望《大同日报》走过的70载不平凡历程,有许多感慨,更有许多豪迈。

民国期间的《大同报》

《大同报》是在国民党二大期间办起来的一张四开晚报。虽然办报不到一年,但它以泼辣、大胆、深刻、活泼的风格,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大同报》的开办是借助他人的办报登记证才正式出版的。开办当初,报纸以吹捧歌女、戏子为主,其他为黄色新闻,所以不为众人欢迎。为此。

晚清北京第一份革命报刊——《帝国日报》探析

《帝国日报》于1909年11月在北京创刊,受清廷高压言论管控,表面一直以“扶持宪政”为宗旨,实则以隐晦笔法宣传革命。1911年冬,袁世凯复出后大肆逮捕革命党人,《帝国日报》社长陆鸿逵为保全自身与报社同人,将《帝国日报》与清廷宗室恒均所办《大同日报》合并为《帝国大同报》,代表《帝国日报》终刊。《帝国日报》发行近两年,是晚清北京存在时间最长的革命报刊,可谓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报刊档案,但学界目前尚未有学者对此进行研究。

浅谈解放前营口地区的报刊发展

营口市是东北第一个对外开放口岸,近代东北地区经济快速发展、贸易异常繁荣,并为帝国主义激烈争夺的地方。随着经济的发展,贸易的繁忙,这里的文化底蕴和氛围也日益显现,尤其是报刊业的发展,更是可圈可点。笔者通过查阅历史档案,搜集到一些资料,现整理出来,以飨读者,同时,也想取得抛砖引玉的效果,与广大读者共同研究、探讨解放前营口地区的文化发展状况。

论舒群的文学创作

舒群是我国著名的现代作家、革命活动家。原名李书堂,曾用名李春阳、李旭东、李邨哲,笔名黑人、舒群。舒群的早期文学生涯开始于“九·一八”事变后,止于一九三四年三月舒群离开东北。一九三一年秋, 他在哈尔滨航务局做俄文翻译工作的时候,就开始在《哈尔滨新报》副刊《新潮》①上发表诗歌、散文。后被聘为这家报纸的通讯员。一九三二年舒群参加革命,一边工作一边又和《国际协报》、《大同报》、《哈尔滨五日画报》。

马克思主义在哈尔滨的早期传播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大批旅俄华工归国后,给哈尔滨带进《旅俄华工大同报》《华工醒世报》《社会警钟》《工人之路》《社会星》等革命报刊和大量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这些革命报刊和图书,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哈尔滨传播的重要媒介。另一方面,许多中国内地的革命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人赴苏俄学习,探索俄国的革命经验和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大多往返于哈尔滨,使哈尔滨市成为中国通往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枢纽。中俄革命者途经哈尔滨时,都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和俄共的经验,传播马克思主义。

民革创办前后的人和事

抗战胜利以后,重庆的一些文化人和一些革命人士,都想离开重庆,有些想到上海,有些想到香港,（还相继）成立了很多的组织。谭平山、陈铭枢这些人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十九路军的蔡廷锴（等人）在广州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十九路军就是陈济棠的部下,（陈济棠的五哥陈济湘）的儿子（陈树渠）也参加了重庆的活动。陈树渠说,到重庆,到广州,找一批人,我们以香港为据点,可以立足在那里。他要办《大同报》,成立一个组织,

历史档案史料揭示抗联一路军后期遭受重大损失的直接原因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是抗联一路军后期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以寡敌暴、以弱对强的不对称战争让抗联一路军陷入艰苦卓绝的恶劣环境。然而让抗联一路军后期遭致重大损失的一个致命的原因并不是恶劣的环境、强大的敌人,而是不断出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叛徒。一直以来,史学专家们认为抗联一路军遭受的重大损失以及杨靖宇的牺牲的根本原因是叛徒丁守龙、程斌、张秀峰,及村民赵廷喜告密直接导致的,经多年研究查阅中外历史资料,便豁然开朗,解开谜团。造成抗联一路军后期重大损失的罪魁祸首是中共地下柳河县县委书记冯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