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作品中的“独身女性”叙事

五四时期,在西方女权运动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女性作家笔下开始建构“独身女性”叙事。抗战阶段,女性解放话语融入民族解放洪流,在社会问题更突出、矛盾更尖锐的大后方,“独身女性”叙事得以保留,这也是大后方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所决定的。“独身女性”叙事既是特殊时期对实现女性社会价值的实验,亦是对五四时期女性解放道路的反思和探索,更是艰难环境中女性为确保不再度沦为历史进程中缄默者所作出的选择。体察这些“独身女性”叙事,可以进一步了解战时女性的真实生活境遇;通过与西方社会“独身女性”成因形成观照,可以进一步理解我国女性解放进程的独特性与复杂性。

全面抗战时期国立第五中学大后方办学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先后在大后方创设34所国立中学。办学八年,国立中学在提升中等教育水准、助推高等教育发展以及推进中西部文教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深远影响。鉴于目前少有从兴学育才的视角梳理与考察抗战时期国立中学大后方办学理念与实践的专门研究,选择1938年创办,1946年复员,始终坚持在甘肃天水办学,最终形成优异的办学质量,作育大批优秀人才的国立第五中学作为研究个案,以学校办学历程为主线,综合运用文献史料,还原与再现烽火年代国立五中艰难办学和作育人才的历史图景,加深对其遵循教育规律办学,重视培养学生全面发展教育理念的认识。国立五中在八年办学实践中形成了重视培育抗战精神、重视延揽品学兼优之良师、重视文化育人、重视积极影响大后方建设等办学特色,足资后世借鉴。深入研究国立五中的办学育人实践,既有助于传承与弘扬抗战文化与抗战精神,也可为推进和深化当前中学教育发展与改革提供历史借鉴。

抗战大后方电影报刊的国族叙事与新时代文化传承

大后方电影报刊在抗战时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学界对于大后方电影报刊的研究较为薄弱。大后方电影报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大后方电影生产的“缺位”,大后方电影报刊人在办刊宗旨、内容编辑等方面将电影文化与民族抗战这一主题有机结合,通过宣传与教育的手段激发着受众的民族意识,为抗战的最终胜利起到了正面的作用。同时,为新时代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一步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传承抗战文化提供借鉴。

浅谈渝派纪录片《大后方》影视创作:导演徐蓓的传承与再塑

文章探讨了大型抗战历史文献纪录片《大后方》对于渝派纪录片的传承与创新,该纪录片在播放之后让短暂沉寂的渝派纪录片又恢复了生机。该片在遵循本土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新时期的多种影视创新手法,不仅延续了渝派纪录片的独特气质,还实现了对本土纪录片形式的拓展与内容的丰富。同时,《大后方》的制作成为徐蓓导演纪录片创作转型的契机,此后她更多聚焦于历史文献题材,为渝派纪录片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文章分析了徐蓓导演《大后方》的成功经验,并指出了其对渝派纪录片创作的深远影响。

根据地、边区、解放区、大后方通名辨析

由于历史沿革和时间逻辑的问题,根据地、边区、解放区、大后方通名概念常常被混淆使用,已有学者对于部分名词的起源和用法进行了考释,但似乎并未将其归纳、对比,并得出正确使用的方法。而四者的概念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不同侧面,体现了中国近现代史历史发展脉络的不同。故深入探析四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对中共党史研究及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开展尤为必要。

抗战大后方诗论建构的模式与演变——以艾青、朱光潜、黄药眠为中心

抗战大后方的诗论建构大体存在诗人、学者和革命家三条路径并交织形成各具典范性的诗学模式。这其中,艾青、朱光潜与黄药眠尤具典范意义。在欧洲现代派诗歌影响下,艾青凭诗人的经验对诗美、诗的形象、散文美及象征、联想等语言问题进行诗性传达,在以诗论诗中率先建构起感性诗学的诗论模式。朱光潜以学者的态度在中西互证中对意象、情趣、格律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系统探讨,在以理论诗中建构起理性诗学的诗论模式。久经马克思主义洗礼的革命理论家黄药眠则以时代论诗,关注文艺政治关系、诗人的战斗性并倡导诗的精神形式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在介入现实中建构起政治诗学的诗论模式。在诗学与政治间,这三种诗论模式与威廉·燕卜荪为代表的英美新批评在大后方形成理论呼应,不仅填补了战时本土诗论的空缺,构建起中国自主的诗论话语体系,还清晰凸显出抗战大后方诗论建构的形成、演变及其内外缘由。

效率何为?——抗战大后方建筑设计化用传统木构之思

效率作为建筑实践最重要的议题之一,长期被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者忽视。与此相应,抗战大后方建筑长期未受学界足够重视。战时建筑讲求多快好省,是研究建筑效率问题的绝佳样本。文章以效率问题为切入点,研究抗战大后方建筑,基于档案查阅和田野调查所获一手史料,梳理抗战大后方化用传统木构的诸多案例,包含不同类型的42款屋架,归纳其技术类型和特征;重点研究位于重庆的三个项目,运用结构力学方法分析其技术特征,以实践逻辑剖析设计者在空间效率、结构效率、材料与构造效率之间的复杂权衡,初步建立起建筑效率理论框架,揭示抗战时期中国建筑的“效率转向”,并指出其当代意义——关注建筑效率的设计思维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无足轻重。

抗战大后方农业改良与推广研究述评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农业实际上成为国民政府支撑抗战的主要经济力量。农业增产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战时问题,“复兴农村”的农业改良与推广为了适应持久抗战的需求,在大后方得到了积极推行,抗战物资得到及时补充,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影响了推广成效。近年来抗战大后方农业改良与推广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从农业推广政策、农业科技推广、农业推广经费、推广品种改良与病虫害防治、农业推广机构,到推广成效与经验,可谓硕果累累,同时也存在研究方法单一、区域研究不平衡、概念模糊、碎片化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大后方农业改良与推广的整体认知。

抗战时期大后方漫画运动特色综述研究

抗战大后方漫画运动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救亡图存时代背景下的文艺救国运动,运动范围广,介入历史进程深,社会影响力大,是我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的重要篇章。文章对抗战大后方漫画运动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并依据抗战时期的漫画设计文献理论对抗战漫画的设计主题与特色进行详细梳理与分析,以客观勾勒还原抗战漫画运动的整体面貌。

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抗战大后方音乐是中国近现代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于特殊的年代和特定的地域。由于一度受意识形态影响,学界对它的研究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迹。在经历了起步、转折之后,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获得了新发展并逐渐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研究的热点。以时代与音乐发展历程为主线,梳理和回顾对抗战大后方音乐的已有研究,并提出对其的一些思考,以期为学界提供借鉴。

物资保障:热潮遍龙江,供给大后方

面对强大的对手,一个民族蕴藏着多大潜力?能够迸发出多少能量?我们可以从一份公约中寻得答案——1951年5月,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决议,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以下简称《爱国公约》)。全国人民支援前线的热情如火山般爆发,纷纷订立《爱国公约》,全面开展生产竞赛。

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公立图书馆生存策略探究——以重庆市立图书馆为例

文章通过挖掘重庆市档案馆所藏图书馆事业档案,对全面抗战时期以重庆市立图书馆为代表的大后方公立图书馆的生存策略进行了考察。在大后方各公立图书馆中,重庆市立图书馆通过利用社会力量开展馆务、积极争取政府经费支持、努力改善馆员福利、多渠道加强馆藏资源建设等措施应对危机,并取得明显成效,成为管窥战时大后方公立图书馆生存策略的一个范本。

抗战时期大后方侨资银行差异性考察

抗战时期在以重庆、昆明为中心的大后方相继成立了一批以华侨投资为主的侨资银行,这些银行的成立时间大多集中在1942-1944年间。虽同属国民政府构建的大后方金融网系统中的商业银行,但是这些银行的成立宗旨却不尽相同,这也使得侨资银行的发展大致分为两种类型,即“纯粹的华侨资金银行”与“似官非官,似商非商”的侨资银行。文章主要从募股资金、职员选任、分支行设立等方面对侨资银行的差异性进行辨析,指出这种初创时期的差异是不同类型侨资银行长期经营发展道路不同的重要原因。

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与抗日根据地青年工作之比较

青年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工作。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争取抗战胜利,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全民族团结共同抗战,党在抗日根据地、抗战大后方和沦陷区开展了不同形式与内容的青年工作。相较于沦陷区,党在抗战大后方与根据地的青年工作成效显著,既有诸多共性,也有不少区别,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青年工作的对象、青年工作的方式、青年工作的内容等方面。文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与根据地开展青年工作的比较,有助于理解中共战时政策的灵活与成熟,进而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及其走向胜利的内在机理,同时也为当前党的青年工作提供历史经验与借鉴。

全面抗战时期西北大后方的烟毒治理——以甘肃省为例

鸦片政策是民国时期影响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恶政。以鸦片种植为依托征收的“烟亩罚款”实际上是政府“寓禁于征”下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短期内可以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与增加农民的收益,长期实行则会导致政府与农民的上下交困。全面抗战前夕,南京国民政府为治理烟毒与增加战时粮食生产,特制订“两年禁毒,六年禁烟”限期禁烟计划。甘肃省政府据此制订更为具体的禁烟计划,自1935年起以“全省各县,分五年办理”实现分期禁烟。囿于国内环境、国民政府执政能力、施政理念、施政政策及甘肃地方官民阻碍等的限制,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甘肃鸦片烟毒仍无法禁绝。

形塑“新人”:抗战大后方中国共产党对青年学生的宣传与引导——以《群众》周刊为例

《群众》周刊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建构理论话语的党刊,其创立的背景与大后方青年学生运动的兴起存在共时性与历时性。相持阶段,沦陷区形势不容乐观,文化中心移向后方,中国共产党对于国统区的青年学生予以关注,《群众》报道了大量关于青年学生的内容,以其独特的理论话语向国统区青年学生传递革命文化,引导其树立正确的革命观,从精神上锻造其革命信仰,以多样化的文艺表达开展革命叙事,为国统区青年学生运动的发展以及抗战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也为新时代做好青年学生工作提供了参照范式。

关于川渝携手共建战略大后方的思考

一、建设战略大后方的意义,战略(stratgy)一词起源于战争,是一个军事术语,即指导战争全局的计划和策略。现代战略的内涵,不仅包括国家安全,还包括对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2008年版)将国家战略定义为:“策划和指导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方略”。美国国防部编印的《军事及有关名词辞典》(1979年版)定义战略一词为:“在平时和战时,发挥和应用政治、经济、心理、军事权力以达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战略的共性是全局性、长远性和系统性。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对于正在走向全面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后方,也是军事术语,与前方对应,通常指远离前线的地方。战略后方(战略大后方与其同义),指大国在战略纵深地域建立起来的应付全面战争的大型综合性基地。

革命与生活:王琦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木刻创作

王琦是一位拥有“延安”和“大后方”双重背景的特殊木刻家。从延安鲁艺美术系二期结业后,王琦虽然选择返回重庆工作,但仍深受鲁艺革命艺术思想影响。这促使他进入一个“后鲁艺”时期,并自觉开展革命美术工作和木刻创作。特别是在1940年以后,他进一步将木刻创作深植于重庆本土生活之中,创作出一批“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的抗战时期大后方木刻精品,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版画史上的地位。

抗战大后方的战斗堡垒:八路军贵阳交通站

“七七事变”后,国家和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战争的爆发带来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经国民党最高当局和各有关地方当局同意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以八路军、新四军的名义在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游击区、香港等地分别建立了五十余处办事机构,其主要任务总结来看一是代表八路军、新四军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联络及交涉相关事宜。

杂陈共生,蓄势促发——抗战时期“大后方电影”的特殊历史作用

大后方电影是战时中国电影时段的主导性层面。其历史作用的特殊性与其复杂的“历史文化———电影”的泛在勾联直接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后方电影”既是一个超出传统电影(文化)外延的存在;又是紧扣中国电影镜语体系演变、主导性主题深化这一线索的强力脉动。大后方电影是中国电影史上前所未见的、杂陈与蓄势并在的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