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语料库的《大唐狄公案》狄仁杰形象建构研究

目的:汉学家是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为传播中外文化,增进理解、友谊、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汉学家作品中的中国国家形象逐渐成为研究热点。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创作的中国公案类小说《大唐狄公案》是20世纪中期西方了解中国文化的最可靠来源之一,主人公狄仁杰也被誉为“东方的福尔摩斯”。方法:文章结合文本分析法和语料库研究法,自建《大唐狄公案》语料库,并对主人公狄仁杰相关的显著搭配词和索引行内容进行分析,探究《大唐狄公案》中狄仁杰的人物形象建构。结果:研究发现,主人公狄仁杰总体上是为民请命、清廉正直的正面形象,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崇尚儒学、尊重女性、知人善任,二是讲求实证、细致刚正、智慧勇武,三是情绪丰富、性格立体。结论:文章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加入语料库研究方法,以语料库的客观数据辅助文本分析,将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相结合,以更客观、更科学地呈现高罗佩笔下的狄仁杰人物形象,助力高罗佩作品中的中国人物形象建构研究。

《大唐狄公案》的西方女性主义色彩

高罗佩在《大唐狄公案》中描绘中国古代女性生活面貌时融入了西方女性主义的元素。首先,高罗佩尊重中国古代社会各类女性群体,维护她们的人格。其次,高罗佩弱化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贞节”束缚,塑造了大量自由开放、大胆追求爱情的女性。最后,高罗佩谱写了大量具有现代性别特征的女性。

汉学家高罗佩的道教文化观——以《大唐狄公案》道教书写为中心

在《大唐狄公案》这部由汉学家高罗佩所著的推理断案小说中,以《朝云观》为代表的道教故事篇章不仅多角度地呈现了丰富的道教文化,而且亦于其间隐伏了对于道教的反讽性表述。同时,《大唐狄公案》中的涉佛与涉道篇章既在佛、道形象反面化方面具有相似性,又在正邪人物设置及艺术形象人性化诠释上存在明显差异。这些有关道教的文学表述不仅承载着高罗佩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的文化想象,也反映了其对待道教文化由感性认同到理性思辨的内在认知历程,并投射出他在对以道教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扬中所秉持的辩证精神与科学审视态度。

高罗佩《大唐狄公案》中的几篇小说——兼论唐代汉源县与汉水的关系

文章由三个部分内容构成。第一部分介绍了荷兰职业外交家、国际著名汉学家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系列公案小说中以汉源县为背景的四部小说作品:《湖滨案》《朝云观》《断指记》《莲池蛙声》;第二部分详细考证了狄仁杰之时的汉源县在今西和县境内,讨论了唐代汉源县与汉水的关系,并指出高罗佩所写唐代汉源县应是同西和有关的;第三部分介绍了高罗佩的其他创作和文化活动。

由《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形象看高罗佩的儒家文化观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在着重表现狄仁杰缜密推理、屡破奇案的同时,也有意彰显了狄仁杰所具有的儒家理想人格以及他对诗歌创作应直面社会现实、反映民生疾苦这一儒家诗教观的认同,从而折射出高罗佩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正面价值的肯定与褒扬。与此同时,作品还匠心独运地呈现了狄仁杰武艺精深、除恶务尽等富于"侠"之色彩的形象侧面。这种对于狄仁杰形象"儒、侠互融"的独特诠释反映了高罗佩在认同儒家文化正面价值、感佩儒家理想人格精神之际,亦清醒地认识到儒家思想、文化对于传统士人群体在行动思维、内在精神等方面所具有的些许消极作用,以及他意欲通过侠文化的正面价值取向来对此进行修正的潜在希冀,由此投射出他对包括儒家文化及侠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体悟和认知,并凸显出其在呈现、诠释中国文化之时所秉持的理性思辨精神。

论高罗佩《大唐狄公案》的影视改编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创作的《大唐狄公案》被多次改编为影视作品。这些影视作品不仅通过原著人物的人性化彰显和原著情节的重新组构体现出风格各异的改编创作理念,而且也令《大唐狄公案》这部源于中国的西方汉学通俗力作以影像传播的方式"回归"中国,从而在无形之中成就了有关高罗佩汉学思想遗产的一种中西方文化交流。

从法律视角看高罗佩《大唐狄公案》中西文化交流策略

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A Judge Dee Mystery)是东西方文学互补与交融的奇葩。作者以西方之身,写中国古代的事,中西法律文化意识融贯始终,是文学与法学结合的典型作品,也是中西文化混融的范例。中西异质文化交流的现实困境下,这部作品在传播中却得到中西读者双方广泛认同,取得双向交流的显著效果。法律文化是探案小说必然涉及的问题,折射着双方文明最为迥异的部分,高罗佩却做到了在作品中化解矛盾融和共性,使中西读者在对狄公的共同价值认同上,最大程度增加了彼此对异质文化的认同之感。

《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与福尔摩斯形象比较论

高罗佩《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与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福尔摩斯作为侦探小说史上的不朽艺术形象,在非凡的智慧及秉持正义、惩奸助善的道德取向方面二者高度相似,然而在艺术形象的复杂人性呈现方面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人物塑造的相同之处与侦探小说凸显"神探"人物睿智形象的创作传统及劝善惩恶的道德旨归密切相关,相异之处是由高罗佩力图塑造更为丰满、更具复杂人性特征的艺术形象,而柯南·道尔则重在以福尔摩斯的形象和活动来映照英国当时社会生活这一创作诉求的差异性所决定的。

论高罗佩《大唐狄公案》中的域外民族书写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在其《大唐狄公案》中通过域外民族在华商贸活动、宗教信仰及"蕃坊"景象生动展现了古代中国与外来民族之间十分兴盛的经贸往来及文化交流。与此同时,作品中的番女形象珠木奴以及"番女嫁汉男"的情节不仅折射出明清小说对高罗佩创作的潜在影响,亦凸显出高罗佩对于女性人物的人性描刻和人道关怀。《大唐狄公案》中有关域外民族的情节表述既是对外来民族在古代中国生活、经商、交往等方面的文学化书写,更是高罗佩借自己的作品来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进行多层次反映的重要表现。

高罗佩《大唐狄公案》故事情节指瑕

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在展现腾挪顿挫、峰回路转的推理断案情节之时,也存在着若干缺乏现实理据性的非真实化情节。这种艺术缺憾,既是侦探推理小说本身在生活理据性与情节戏剧性的微妙冲突之间两难择取的某种外化,更是由高罗佩在这部作品中所欲传达的文化、思想蕴涵的丰富性与多元性所决定的。从正反两面客观辩证地认识这一"白璧之瑕",对于全面立体地考量、探究《大唐狄公案》乃至高罗佩本人丰富广博的汉学思想亦具有不可低估的特殊意义。

论高罗佩《大唐狄公案》中的商人形象塑造

高罗佩在其《大唐狄公案》的多个篇章中,通过商人社会生活的独特呈现、商人形象的负面化塑造及商人形象的人性描刻等展现了商人这一中国古代的特殊群体。这既是高罗佩以通俗文学的方式向西方读者展现中国古代商人形象及其生活的文学化表述,也投射了其力图展现复杂真实人性的创作希冀与寄寓其中的人道主义意识。《大唐狄公案》对于商人的塑造不仅反映了作为汉学家的高罗佩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法律、家庭伦理等诸多方面的思考和认知,也为西方读者开启了一个感知与审视古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独特文化视角。

高罗佩《大唐狄公案》中的青楼文化书写探析

高罗佩在其《大唐狄公案》的多个篇章中,通过青楼文化的多元化呈现、青楼女子塑造中的女性主义意识以及青楼女子犯罪形象的人性化关照等不同方面,既投射出其对命途乖蹇的风尘女子表露出的浓郁的人道主义关怀,也反映了其力图展现复杂真实人性的创作希冀。由此,作为汉学家的高罗佩一方面为西方读者开启了一个认识、审视古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特殊文化视角,潜在地反映了其对中国古代两性关系文化的独特思考和认知,另一方面又以女性主义色彩和复杂人性审视凸显出其在西方思想、文化背景下所映射出的理性反思精神,二者的有机融合折射了高罗佩在文学创作乃至学术研究中所秉持的一种取道东西、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基本理念。

论侦探小说中的“乔装查案”情节——以《大唐狄公案》与《佛岛迷踪》中的相关情节为中心

作为侦探小说中的一种重要的情节模式,"乔装查案"情节在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及曹正文的《佛岛迷踪》中都有着典型性的反映。这一情节表述在以上述两部作品为代表的侦探小说中不仅对悬念的设置具有特殊的作用,有助于强化作品情节本身的悬疑性、曲折性,而且也从侧面折射出侦探小说发展进程中的艺术承继关系和形象流变脉络。

《大唐狄公案》与《儒林外史》少数民族书写的差异性论析

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都有涉及少数民族的情节书写,但却存在着诸多差异。《儒林外史》的“平苗”情节有着明确的历史指向性,而《大唐狄公案》的此类情节则更多地源于作者虚构;《儒林外史》对“番酋”等少数民族人物的塑造基本忽视,《大唐狄公案》则相对立体地刻画了此类艺术形象;《儒林外史》以汤镇台“平苗”之役为表层情节,在揭露封建官场时也使有关古代苗族真实生存状态的社会观照隐没其间,《大唐狄公案》则在表现“番汉战争”时,亦对“青楼”文化和市井气息中的少数民族形象进行了细腻描摹。这种差异性既与高罗佩对于中国文化的积极呈现和辨证接受息息相关,又与吴敬梓影射历史的创作意识以及“华夷之辨”观念对于古代士人的影响密不可分。

西方汉学家笔下的女皇形象——高罗佩《大唐狄公案》中的武则天形象刍议

武则天的形象一直以来都是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系列小说《大唐狄公案》通过言语指涉的含蓄方式对这一特殊人物进行了富于负面色调的形象展示。这既与众多明清小说作品对于武则天的反面塑造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更是作者高罗佩欲借作品中以武则天为代表的皇帝形象来从侧面彰显主人公狄仁杰形象的特殊创作表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氏本人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历史等方面的某些认识和思考。

西方汉学家中国古典文化情结的艺术投射——论高罗佩《大唐狄公案》中的画家形象与涉画情节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在其《大唐狄公案》的多个篇章中都展现了画家形象和与绘画有关的叙事情节。总体看来,该书不同篇章中的画家呈现出善恶分立的形象谱系,其实际上代表了作者高罗佩不同的文化想象维度;而作品中的涉画情节在表现出多种形态类别的同时,既通过这些情节所展现的绘画作品反映出作者本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审美理念,亦对主人公狄仁杰的塑造具有特殊的烘托映衬作用。《大唐狄公案》中的画家、画作及其相关情节投射出高罗佩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由衷热爱和独特认知,是其本人中国古典文化情结的曲折反映。

论侦探小说中的自杀情节——以《本阵杀人事件》《霍桑探案》《大唐狄公案》为例

横沟正史的《本阵杀人事件》、程小青的《霍桑探案》与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都涉及到人物自杀的故事情节。这一情节表述在以上述三部作品为代表的侦探小说中不仅呈现出多样的类型,而且在情节悬念指向性、悬念接受心理等方面也与侦探小说中的他杀情节形成了鲜明的差异。与此同时,从《霍桑探案》和《本阵杀人事件》中的自杀情节分别对于当时中国青年思想状态及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的折射亦可看出侦探小说中的自杀情节不仅有助于强化作品情节本身的悬疑性、曲折性,更投射出丰富多元的思想主题和文化蕴涵。

《大唐狄公案》汉译本无本回译中译者叙事身份探析

本文以由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所著,陈来元、胡明翻译的《大唐狄公案》系列小说为研究对象,从叙事行为者、叙事空间名称、文化物事、叙事者角色和情节改写等因素入手,探究译者在从中国文化异语创作到无本回译还原过程中所充当的叙事身份,尝试分析译者在此过程中的叙事机制和叙事功能,从而阐释该译作中译者的叙事行为与该系列小说在我国国内畅销的内在联系,希望为今后“讲好中国故事”,以及实施中国文化传播“走出去”战略提供一定参考。

论高罗佩《大唐狄公案》对公案小说叙事特点的改进与发展

《大唐狄公案》系列小说成型于20世纪40年代,其作者高罗佩通过以中国公案小说为母本,融合西方侦探小说的创作手法,使得该系列小说既有对传统公案小说的继承与发展,也有对其的改进与创新。高罗佩通过融合中西方同类型文学的创作模式,让《大唐狄公案》一经出版便广受海内外读者的欢迎。本文通过对比中西方公案/侦探小说的创作模式,深入探讨高罗佩笔下此系列小说的叙事特征。

高罗佩《大唐狄公案》对公案小说的改进与发展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以中国公案小说为母本,融合西方侦探小说的创作手法,于20世纪40年代创作出了著名的《大唐狄公案》系列小说。该系列小说摒弃了中国公案小说过多宣扬伦理道德观念的模式,重点着墨于对案件现场的勘察与线索的推理;抛弃了中国公案小说全知视角的叙事传统,在叙事视角上多采用限制视角;运用公案小说中常见的鬼神元素来烘托神秘的气氛,同时在故事结尾处又给予读者一个合理科学的解释,使其更富有西方侦探小说注重科学精神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