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宗教(代序)

一国宗教的强弱不仅要看相对数值,可能更要看绝对数值。在国际舞台上,尤其在国际慈善、世界和平以及跨国跨文化交流和对话等领域中真正有能力把宗教抱负付诸实施的,还是大国宗教和以大国宗教为依托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近年来我国宗教尤其是佛道教的对外交流,不仅是我国对外宗教交流能力大幅提升的写照,也是展现大国宗教国际竞争力优势的范例。沟通和交流是宗教的天然属性。由于宗教作为我国民间交流载体的特殊性,我们既不必将国家外事功能过多地赋予我国宗教,也无需对我国宗教团体的对外交流活动作泛公共外交的解读。随着我国宗教法治化和中国化的深入发展,宗教软硬件水准以及宗教的社会认知度和受尊重度的不断提高,作为大国宗教的中国宗教将会对国际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从“信仰中国”到“信仰周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宗教互动

近年来笔者及其研究团队相继提出了关于宗教与中国对外民间交流和公共外交的一系列概念和分析框架,其中就包括'信仰中国'和'信仰周边'。本文主要通过讨论'信仰中国'与'信仰周边'的关系,来进一步分析和反思我国宗教和宗教团体在周边外交中的作用。

“大国学术”——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督教中国化

'大国学术'是大国综合学术能力的统称。'大国学术'的基本条件或标准是所谓理想型和动态性的,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前世界只有少数学术强国才能达到。因此,'大国学术'可以说是'学术强国'的代名词。如'制造业大国'与'制造业强国''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的差别一样,从'学术大国'到'大国学术'显然还有很大的跨度。作为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相对较弱的学科,宗教学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中国能否作为'大国学术'的试金石之一。本文试从'大国学术'的高标准出发,讨论当前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督教中国化的现状。

伊斯兰朝觐对沙特总体国家安全的影响

伊斯兰朝觐的组织和圣城的城市治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沙特在全球朝觐治理上取得了诸多卓有成效的经验,也遭遇了层出不穷的问题和困境。沙特一方面利用对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有效管治,对各朝觐圣址或曰敬拜场所的修缮与改造,特别是对天房和黑石等最为神圣之圣物的全力守护,通过伊斯兰朝觐彰显其'大国宗教'的全球投射能力;另一方面,以朝觐为切入口,针对朝觐圣城、圣址、圣物、朝觐者和朝觐仪式等诸多方面的安全威胁层出不穷,既包括普遍意义上的卫生安全和社会安全,也包括教派冲突和反恐视野下的政权及宗教安全。由于朝觐的非凡神圣性及全球影响力,以上各类安全威胁便构成了针对沙特的总体国家安全影响。破解这些体系性安全困境对于迈向后石油时代的沙特所推进的全面改革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离不开沙特有关朝觐之内外政策的协调改进,特别是协调其对麦加之世俗主权与全球穆斯林对圣城的宗教权利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近代天主教海外传教的两条基本路线

近代天主教海外传教范围覆盖全球,大航海时代由伊比利亚半岛出发可分为'东''西'两条线路。'西方路线'的传教涵盖美洲大陆,'东方路线'的传教覆盖非洲,同时绕过好望角向远东地区传播。'西方路线'的传教实现天主教对拉丁美洲的文化征服,'东方路线'则经历了近代早期以'科学传教'著称的东西文明交流阶段、帝国主义时期以民族解放为焦点的文明冲突阶段。对此,本文提出,面对全球化趋势和全球治理的共同需求,国际关系已从征服、冲突阶段走向制度化的竞争阶段。借用沃伦斯坦'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各国文化主体性之间同样存在'中心—边缘'的激烈竞争,而宗教作为民族国家历史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在国家文化主体性建设方面发挥其真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