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考特对大地伦理思想的修正发展及生态文明启示

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思想以整体主义为主要构建原则,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紧密的有机整体,主张将道德关怀的范围扩展到一切存在物,试图寻求人与自然理想的共存模式。但由于其过分强调整体的优先性忽视个体存在的价值,使大地伦理思想的发展陷入困境。克里考特在继承利奥波德大地伦理主要思想的同时,深入思考了其困境的来源,提出两条二阶模式对利奥波德受到的“环境法西斯主义”的质疑进行辩护。克里考特将“生态系统健康”作为大地伦理学的实践判据并通过“生物圈保护模式”进行实践论证,丰富发展了大地伦理思想。研究探讨这些现代西方的环境伦理观点对我国当前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大地的脉搏——对大地伦理学的哲学思考

大地伦理学是奥尔多.利奥波德创立的一种以整体主义为价值核心的环境伦理思想。该思想为人类拯救生态危机提供了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伦理价值导向。其核心概念"土地共同体"改变了人在共同体中的地位,确立了伦理整体主义的最高原则,与人类中心主义、动物解放主义形成三级对立模式。考察大地伦理自身,亦存在自然主义的谬误、"环境法西斯主义"、反文明倾向等诸多问题。

大地伦理是环境法西斯主义吗?——克里考特的类型学分析与论证

大地伦理不但为环境伦理学研究提供了整体主义的理论视野,而且对于环境保护具有重要实践意义。但是,该思想受到诸多责难。其中,最大挑战是批判者称其为环境法西斯主义。如何回应环境法西斯主义的问题是坚持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学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克里考特以类型学的方法分析了大地伦理与仁慈的道德主义、伦理的人道主义三者之间关系,并通过二阶原则补充了整体主义的一阶原则,有力地捍卫了大地伦理。本文试图通过克里考特的类型学与二阶原则的研究,试图揭示大地伦理不是环境法西斯主义,以及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如何获得合理性辩护。

生态文明视角下我国环境伦理建设与发展研究——评《众生家园:捍卫大地伦理与生态文明》

工业文明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生产力,对人类物质财富的积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财富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进一步刺激了人类的欲望,无休止的自然资源开采、无节制的工业污染排放,导致了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物种灭绝、极端气候频发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为保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类文明的延续,生态文明成为继工业文明之后又一个必然的文明发展道路选择。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德原则——美国哲学家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思想论析

美国哲学家利奥波德提出了伦理学的边界应扩展至大地共同体的大地伦理思想。他认为人在自然界的恰当地位,不是一个征服者,而应是共同体中的一个好公民。人类需要确立新的伦理价值尺度和道德原则,承担起对自然的责任和义务。利奥波德这一新的世界观和伦理观的提出,对人类树立环境伦理意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地伦理学及其哲学基础

大地伦理学是利奥波德经过了大致三个阶段建立的 ,其在这三个阶段所提出的一些基本思想奠定了大地伦理学的哲学基础 ,后人克里考特对大地伦理学的哲学基础给予了论证 ,但大地伦理学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挑战 ,在对这些挑战进行回应的过程中大地伦理学也逐渐地得到了深化、发展和完善。

简析大地伦理学的生态文明思想

以生态伦理学整体主义的主要流派——大地伦理学内在的生态学范式以生态共同体范畴为立足点,使人类伦理关怀的对象,从具有理性主体地位的人延伸到整体生态系统,由此达到了对存在于人际关系范围内的共同体范畴的生态化,赋予了自然相应的伦理地位,进而为强调人——社会——自然三者和谐发展的生态伦理观提供了逻辑基点。新的伦理观能够恰当地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关系,进而使人类社会走向绿色的生态文明。

大地伦理的内涵及其当代意义

大地伦理立足于生态整体主义,在"万物同源论"和"弹性生物链论"的原则基础上,强调非生命体在生态系统中的基础地位,从学理上把"浅生态学"推向了"深生态学",极大地拓展了环境伦理学的研究视域;大地伦理把生命体和非生命体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有机统一起来,呼吁人类对非生命体诉诸应有的道德关怀,从而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

“大地伦理”视野下的《远离尘嚣》

生态伦理学之父奥尔多·利奥波德提出了"大理伦理"的生态理论,将伦理的范围从人类世界拓展到非人类世界,开创了生态中心主义的伦理学。《远离尘嚣》是托马斯·哈代威塞克斯小说中最具代表性和最协调的作品。文章透过"大理伦理"的视角,从生态整体之美、非客体化的自然之美和人与自然万物的平等共融之美三个方面挖掘《远离尘嚣》中所蕴含的哈代的生态伦理思想。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哈代前瞻性的生态伦理思想为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借鉴。

董仲舒思想中的生态文明内蕴与大地伦理学说的呼应

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思想,强调天、人、社会是一个动态的平衡系统,丰富了儒家哲学的思想内涵和理论外延。他强调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相处,强调道法自然,顺应天时地利人和,所谓敬畏自然,民胞物与。应该说,这更适合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对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冲突具有启迪意义。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理论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以及对所有生物圈的尊重,某种程度上说,与之具有历史承传和理论互文意义。二者可谓异曲同工,相映生辉。

“大地伦理”的践行者——对张炜作品意象的研究

张炜作品中具有许多充满浓厚哲理内涵和抒情色彩的意象,如石磨、碾盘、葡萄园、芦青河、动物等。这些意象都以大地为依托,而且与他所笃信的“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理念相一致,它的落定和基础便是大地伦理。

大地伦理学的理论建构

大地伦理学详细地论证和阐述了自然存在物和人一样享有道德权利,颠覆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传统地位,使人从征服者转变为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扩大了道德关怀的对象。探讨大地伦理学的思想对寻找解决当前国际环境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道教经典中的“大地伦理学”——以《太平经·起土出书诀》为例

《太平经》中的《起土诀》篇可谓中国最早的大地伦理学。它不但彰显了道教"有机思维"模式,凸显了古人敬畏生命、感恩生命的意识,而且还以各种禁忌和承负说的威慑机制唤起人们对大地的感恩之心,最大限度地规避了人们对大地的伤害。在自然环境不尽人意的今天,经典中的环保理念无疑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简析大地伦理学中的进化论伦理学思想

通过对生态伦理学中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要流派——大地伦理学理论逻辑的梳理,对进化论伦理学何以可能在大地伦理学理论中被运用,并成为其建构自身理论的基点之一作出论证,进而证明大地伦理学在理论多元化的生态伦理学中,通过运用进化论模式对道德对象范围的拓展而开创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路径。

“大地伦理”与“大地美德”的合题——罗尔斯顿的生态伦理学述评

罗尔斯顿的生态伦理学从整体上看,是从自然价值本体论的角度展开理论路向的,因此从客观性的角度超越式地继承了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说。但罗尔斯顿强调,我们在肯定自然价值的同时,也应看到,这种存在有赖于人类的感知与评价。由于人类是文化的动物,因此他是通过文化实践而认知并体验自然的,据此确定了人类具有最高的生态权利与生态义务,并依据文化的尺度实行生态伦理。这就在事实上建构了人类主体性的"大地美德"。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顿学说的本质是"大地伦理"与"大地美德"的合题。

大地伦理学:批判与辩护

大地伦理学提出了一种新的生态伦理学的道德标准,把是否"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作为新的道德标尺。在观念向度上,"土地伦理"尝试将伦理观的视域从着眼于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实践向度上,"土地伦理"实质是要将人类在共同体中征服者的角色复归为共同体中平等一员的角色。大地伦理学主要遭遇"休谟问题"和"环境法西斯主义"两个方面的严厉批判。"休谟问题"是大地伦理学遭遇的理论困境,"环境法西斯主义"是大地伦理学遭遇的现实困境。大地伦理学尽管自诞生以来面临种种质疑和批评,但却日益被世界各国人民所普遍接受,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深刻反省了近代发展观的负面性,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指出了一个方向。

大地伦理“休谟问题”之辩

大地伦理学在生态学规律基础上提出将对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作为生态伦理规则的致思之路被认为遭遇"休谟问题"困境。凯利考特等人从休谟的道德情感基础论的角度出发,通过说明大地伦理学的道德基础是情感,生态学规律的改变是道德情感作用对象的认识而非道德情感本身对大地伦理辩护。超越困境与否争论的途径是消解休谟问题和伦理科学主义思路,有着重视伦理的实践意义。

大地伦理视域下我国平原农业地区的殡葬改革

大地伦理是关注人地关系的环境伦理,在全球生态危机大背景下,作为世界农业大国的我国平原农业地区,如何在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优化生态环境、保护耕地资源的原则下,积极规划和推进殡葬改革,逐步引导农民实施"树葬",以"树葬"文化取代传统殡葬文化,中止浪费能源、污染环境的"火葬"方式,这无疑将是中国世代人和全人类的福祉。

与自然交感,吟唱大地伦理诗篇——王秀杰散文作品中的生态文学意蕴

生态文学具有自身的美学原则和文学标准。丰富的生态哲学理念和生态文学理论研究,是王秀杰生态文学创作实践的指导精神。王秀杰的散文具有鲜明的生态文学特征,她的作品深刻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倡导大地伦理观念,进行生态审美书写,并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中寻找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哲学基础。

利奥波德以“大地伦理”为核心理念的生态哲学思想研究

以我国面临的环境问题为例,通过对《沙乡年鉴》作品文本的解读,倡导以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坚守人类所应担当的对土地及土地上所有生命的伦理责任,呼吁人类重视自然环境的保护,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