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互联网平台扼杀式并购规制的完善与变革

互联网平台发展壮大的同时垄断问题也引起全世界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关注。尽管《反垄断法》的修订回应了公众对数字领域垄断问题的部分关切,但传统事先申报标准无法满足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执法需求,且实质性审查制度在新业态下陷入失灵,大量大型平台企业并购初创企业案件长期逃脱反垄断审查。为此,可以通过修正申报标准、完善相关市场界定、重塑反竞争评估、优先适用行为性限制条件以及构建长效监管机制来规制扼杀式并购行为。

大型互联网平台对传统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来自蚂蚁集团的经验证据

基于平台和机构间的交叉业务关系分析了大型互联网平台与传统金融机构间的风险传染机制,运用DCC-MVGARCH-CoVaR和SV-TVP-SVAR模型,量化以蚂蚁集团为代表的大型互联网平台对传统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及其动态时变特征。结果表明:中国大型互联网平台开展金融业务对于传统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总体呈现U型状态,对不同金融市场风险溢出程度不同,银行业和基金市场较强,保险和信托市场其次,证券市场较弱。风险溢出呈现显著的时变特征,具有即期和远期双重效应,且存在异质性。监管部门应针对大型互联网平台开展的金融业务制定具体的监管框架,加强功能监管,附加针对风险溢出的相关数据治理要求和监管标准,以维护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

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个人信息保护独立监督机构研究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8条规定了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需承担的个人信息保护特别义务,该义务来源于行政法上的第三方义务,与“基于风险的进路”的个人信息保护理念相适应。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合规体系,设立独立监督机构。独立监督机构的具体适用对象即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对应的是《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中的超级平台经营者与大型平台经营者。外部独立监督机构既是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公司治理的一部分,又与公司内部机构保持相对独立性,其组成人员应满足一定的资质要求。在职责范围上,外部独立监督机构需要对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个人信息保护的合规情况,以及企业对商业用户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予以规范的合规情况进行监督、指导或提出建议和意见。

大型互联网平台的特征、垄断行为与反垄断路径——基于大数据视角

近年来,平台反垄断问题引起广泛关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大数据强化了平台的网络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和锁定效应,极有可能会导致平台出现市场集中趋势,进而影响平台垄断的基本属性。大数据本身虽不直接产生垄断,但大型互联网平台为维护市场优势地位,利用大数据实施垄断行为,给传统的反垄断理论和实践带来一定挑战。为应对大数据、大型互联网平台给反垄断带来的挑战,促进大型互联网平台有序竞争与规范发展,应在大数据情境下探索大型互联网平台的反垄断路径。

论我国超大型互联网平台算法的法律规制

超大型互联网平台算法以商业化利益为最终追求目标,对其法律规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构建用户画像、差异化定价、精准推送和提供个性化服务是超大型互联网平台对算法的主要运用场景和目的。目前法律对算法的规制存在以下不足:规则分散且相互冲突;对算法本身规制不足;未能有效规制算法的设计者和所有者。通过数据保护、算法本身及算法相关责任人层面对欧盟和美国的算法法律规制的剖析,提出我国超大型互联网平台算法的法律规制路径:坚持数据治理为基础、三元主体协同理念以及算法公平、公正和透明原则;构建算法治理内在法律协调机制和完善相应法律规则。

大型互联网平台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研究与监管方式创新

进入金融服务的大型互联网平台,利用现有业务的用户数据,通过网络效应,迅速扩大规模。大型平台在提高金融部门的效率、促进金融包容性的同时,也给金融稳定和消费者保护带来或增加风险。与传统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相比,金融数据治理、消费信贷规范、数字金融素养、执法效能提升等新问题,需要引起监管部门的关注重视,借鉴经验,因地制宜。

大型互联网平台算法歧视下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研究

大型互联网平台算法歧视问题,会影响金融服务公平公正。作者梳理了金融算法数据源的获取的三种方式,并将大型互联网平台算法歧视分为设计者主观歧视、机器学习主观歧视、客观系统算法歧视三种类型,归纳总结国内外算法歧视下的法律规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及其相关对策建议。

大型互联网平台算法歧视下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研究

大型互联网平台得以运行的核心是算法的应用,一方面其促进了互联网经济的飞速发展,可作用于精准客户营销、智能决策、创新商业模式、提升效率等多个领域,另一方面也引发了金融公平公正价值缺失、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缺位等多个问题。目前,并没有关于大型互联网平台算法歧视下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的细致研究。因此,本文梳理了金融算法数据源获取的3种方式,并将大型互联网平台算法歧视分为设计者主观歧视、机器学习主观歧视、客观系统算法歧视3种类型,归纳总结国内外算法歧视下的法律规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大型互联网平台算法歧视下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政策建议。

平台处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合规审计分析

个人信息合规审计制度是信息时代运用审计法治推进人权保障事业的重要制度设计,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是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权益的重要举措。目前实践中尚未形成体系化的互联网平台治理规范,落实平台履行个人信息合规审计义务的针对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规定均存在明显瑕疵,且平台自身开展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的内生动力不足,外部监管也施力有限。为发挥审计法律规制效力,切实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权益,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合规审计需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平台开展个人信息合规审计须凸显未成年人保护的特殊性,强化平台内部治理,建立健全平台个人信息保护合规激励机制,以合作监管模式赋能政企协同监管,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机制。

大型平台的个人信息“守门人”义务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8条规定了大型平台的个人信息保护特别义务,即“守门人”义务,该条款也可以称为“守门人”条款。“守门人”条款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体系中具有显著的特殊性,《个人信息保护法》以规制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为中心;但第58条规制对象是大型平台,大型平台在第58条语境下并非个人信息处理者,而是一种管理者的角色。第58条仅规制大型平台对平台内经营者的管理行为,而不规制其自身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这种特殊性对第58条的解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体现在大型平台违反第58条的法律责任上。《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法律责任部分是针对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进行设计的,大型平台违反第58条时,其法律责任的确定不能简单套用相关条文。

盗版有理无理

技术巨头们早已清楚地看到了,现在的传媒业"正处在从模拟世界到数字世界演变的倾转点上"。这一转移的全过程还远未结束,甚至对许多公司来说还没有真正开始。但是这一过程的艰难程度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了。埃斯纳统率下的迪斯尼在互联网业务上丢掉了10亿多美元,而美国在线同时代华纳这一曾经完美的搭配也相当失败。然而,早期转型的失败,原因在于转型本身系来自于资本市场的需求,而非产业进程自身的推动。一直到互联网开始真正普及,真正深入到传媒娱乐行业生意中最核心的部分,成为这个市场上全新的数字分销方式之时,技术革新才开始从本质上改变着传媒娱乐行业的生意模式。对于大部分媒体公司而言,这是一个剧烈震动与激变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