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互联网平台扼杀式并购规制的完善与变革

互联网平台发展壮大的同时垄断问题也引起全世界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关注。尽管《反垄断法》的修订回应了公众对数字领域垄断问题的部分关切,但传统事先申报标准无法满足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执法需求,且实质性审查制度在新业态下陷入失灵,大量大型平台企业并购初创企业案件长期逃脱反垄断审查。为此,可以通过修正申报标准、完善相关市场界定、重塑反竞争评估、优先适用行为性限制条件以及构建长效监管机制来规制扼杀式并购行为。

互联网平台经营者集中审查的困境与优化

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平台迅猛发展,锁定效应下,先进入市场的平台积累了先发优势并大范围扩张,对市场竞争秩序造成威胁,亟需反垄断法的规制。但对于互联网平台的竞争调控,现行的反垄断法经营者集中制度在规制模式上仍面临立法类型缺漏、申报标准不合理的问题。完善经营者集中的立法类型、增设申报标准能够有效完善经营者集中制度,回应现实需要。

大型互联网平台对传统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来自蚂蚁集团的经验证据

基于平台和机构间的交叉业务关系分析了大型互联网平台与传统金融机构间的风险传染机制,运用DCC-MVGARCH-CoVaR和SV-TVP-SVAR模型,量化以蚂蚁集团为代表的大型互联网平台对传统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及其动态时变特征。结果表明:中国大型互联网平台开展金融业务对于传统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总体呈现U型状态,对不同金融市场风险溢出程度不同,银行业和基金市场较强,保险和信托市场其次,证券市场较弱。风险溢出呈现显著的时变特征,具有即期和远期双重效应,且存在异质性。监管部门应针对大型互联网平台开展的金融业务制定具体的监管框架,加强功能监管,附加针对风险溢出的相关数据治理要求和监管标准,以维护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

互联网平台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基于平台数据竞争的反思

互联网平台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的根本特征表现为网络效应、锁定效应引起的转换成本的大小。从数据与网络相辅相成关系的角度,可以得出用户等数据量应成为判断平台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要素的结论。同时,互联网平台型产业中双边市场条件下的用户竞争策略,使得平台经营者可以利用杠杆传导市场力量,因此,判定其市场支配地位应考虑关联市场的市场力量。

互联网交易平台经营者的法律地位

互联网交易平台是在网络商品交易活动中为交易双方或者多方提供网页空间、虚拟经营场所、交易规则、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供交易双方或者多方独立开展交易活动的信息网络系统,并不是法律上的主体,互联网交易平台经营者是互联网交易中的民事主体。租赁合同说、服务合同说和居间说,都不足以阐释清楚互联网交易平台经营者的法律地位。应从法律关系和市场秩序维护两个维度认识互联网交易平台经营者的法律地位,同时在平台经营者与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关系中,平台经营者应承担附随义务;从市场秩序维护的角度,平台经营者应承担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

互联网平台经营者集中:风险、挑战与应对

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平台因为其网络外部性和双边市场的特性快速发展。大型互联网平台经历了从依靠创新开辟市场,到使用"价格战"抢占市场,再到利用并购拓宽市场的过程。然而,互联网平台的并购行为因数字市场的特点存在反竞争风险,其中初创企业并购可能消除竞争和创新,而跨领域并购则强化了互联网平台的市场力量。现行反垄断法经营者集中制度在规制互联网平台并购行为时存在着申报标准不合理、竞争效果评估困难和处罚力度过小等诸多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应当从立法层面建立综合性申报标准、推定互联网支配地位企业并购行为违法制度和提高处罚力度,在执法层面革新竞争效果评估方法,以完善互联网平台经营者集中控制制度。

“互联网+”时代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管理效率及服务能力的提升

该文针对所在高校大型仪器设备平台当前管理和服务能力现状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在"互联网+"时代下,进一步提升仪器平台的管理及服务能力的几点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健全适合"互联网+"时代的硬件设施、建立大型仪器设备自动化管理系统、利用智能终端实行多样化消息推送、采用线上和线下混合式技术培训以及改善技术人员知识结构、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的技术人才等。

“互联网+”时代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建设——以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为例

科研院所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建设是仪器设备管理的重点之一,在"互联网+"时代下,经过2年以上的探索,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信息化建设逐步完成并使用。该平台依据软件工程学的原理,将平台的技术架构分为3层,利用院内局域网络,在中心实验室及各专业研究所实验室安装网络信息点,实现对仪器设备资源的管理、实时在线监控与管理、预约、统计、试验数据存储等功能,有效提高了工作效率,提高了仪器设备购置的精准度,提高了服务质量,使院内大型仪器设备管理更加规范化与科学化,为全院科研工作提供了条件保障,为促进重大科研成果产出提供了技术支撑。

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个人信息保护独立监督机构研究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8条规定了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需承担的个人信息保护特别义务,该义务来源于行政法上的第三方义务,与“基于风险的进路”的个人信息保护理念相适应。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合规体系,设立独立监督机构。独立监督机构的具体适用对象即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对应的是《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中的超级平台经营者与大型平台经营者。外部独立监督机构既是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公司治理的一部分,又与公司内部机构保持相对独立性,其组成人员应满足一定的资质要求。在职责范围上,外部独立监督机构需要对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个人信息保护的合规情况,以及企业对商业用户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予以规范的合规情况进行监督、指导或提出建议和意见。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建设--以沈阳农业大学为例

高校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建设,是提高仪器设备利用率、合理利用资源、充分发挥大型仪器设备在教学、科研及社会服务中的作用的有效途径。针对高校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建设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学校实际情况,沈阳农业大学在“互联网+”背景下开发了集资源发布、预约、授权、监控、计费、统计、数据存储和考核等功能为一体的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平台的建设提高了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率,提升了科研创新水平。

基于移动互联网提升大型仪器共享平台高效获取动物科学数据

当前我国高校科学数据获取效率低下、无法统一保存、面临数据损坏或永远丢失的危险,需完善提升科学数据获取及平台管理效率的措施,以便更好的发挥科学数据价值。仪器设备是获取科学数据的物质基础,为提高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率,全国多数高校已建成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管理平台。随着世界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的生活工作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移动通讯广泛进入大学校园,运用移动互联网技术提升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水平,进而提升科学数据的获取能力势在必行。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学类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进行了积极探索,把现有大型仪器预约管理系统升级延伸到个人手机客户端,构建了微预约、微使用、微管理新模式,解决了随时随地预约仪器和获取科学数据的便捷性,以及管理上全天候、及时快速审阅与管理,全面提升了高校大型仪器共享平台使用效率和管理水平,提高了科学数据的获取能力及存储安全,提升优质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和最优化。

“互联网+”背景下大型仪器平台的智慧化管理

将先进互联网技术与大型仪器实验室管理相结合,构建合作、开放、高效、智能的大型仪器平台。介绍了大型仪器平台管理中的现有问题,将云技术、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时代互联网技术与大型仪器平台管理进行融合,对传统大型仪器实验室管理方式进行优化升级。从大型仪器设备使用、仪器实验室安全、仪器平台维护、仪器平台业务4个层面建设大型仪器平台智慧化管理体系,为服务国家战略发展做贡献。

大型互联网平台的特征、垄断行为与反垄断路径——基于大数据视角

近年来,平台反垄断问题引起广泛关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大数据强化了平台的网络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和锁定效应,极有可能会导致平台出现市场集中趋势,进而影响平台垄断的基本属性。大数据本身虽不直接产生垄断,但大型互联网平台为维护市场优势地位,利用大数据实施垄断行为,给传统的反垄断理论和实践带来一定挑战。为应对大数据、大型互联网平台给反垄断带来的挑战,促进大型互联网平台有序竞争与规范发展,应在大数据情境下探索大型互联网平台的反垄断路径。

互联网+模式背景下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的探索

在了解高校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现状的基础上,为实现大型仪器设备的信息共享、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提升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从需求分析和系统设计两个方面阐述互联网+模式背景下共享平台的研究思路。

互联网立法背景下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注意义务探讨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互联网+"战略。"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更加敦促我们高度关注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应有的位置和归属。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作为注意义务的特殊主体,对其平台使用者承担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因而运用法律手段对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注意义务进行规制十分必要。在互联网立法背景下,用良法实现网络交易的善治,同时借助法律手段不断完善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以及各方主体利益平衡需要的规则,是现代民商法、经济法发展的趋势。

“互联网+”助推大型仪器设备高效使用

"互联网+"已在高校大型仪器设备共享中产生重要影响。该文结合曲阜师范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服务平台的实践,探讨了"互联网+"推动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的创新发展,论证了"互联网+"通过虚拟聚合一定区域内的大型仪器设备,为高效使用各类大型仪器设备搭建了新型交互平台,为仪器使用者与管理者提供了信息双向反馈功能。

互联网+模式下开放共享实验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分析了建立互联网+模式下开放共享实验平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开放共享平台的架构、关键业务的处理、硬件仪器的控制流程、开放共享平台的实施等方面探讨了开放共享平台建设的流程,并针对大型贵重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平台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从体制、保障机制、评价机制、激励机制、交流协作机制等方面提出建立大型贵重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的对策建议,并根据仪器的特点分别设计了相应的开放共享模式。

论我国超大型互联网平台算法的法律规制

超大型互联网平台算法以商业化利益为最终追求目标,对其法律规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构建用户画像、差异化定价、精准推送和提供个性化服务是超大型互联网平台对算法的主要运用场景和目的。目前法律对算法的规制存在以下不足:规则分散且相互冲突;对算法本身规制不足;未能有效规制算法的设计者和所有者。通过数据保护、算法本身及算法相关责任人层面对欧盟和美国的算法法律规制的剖析,提出我国超大型互联网平台算法的法律规制路径:坚持数据治理为基础、三元主体协同理念以及算法公平、公正和透明原则;构建算法治理内在法律协调机制和完善相应法律规则。

大型互联网平台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研究与监管方式创新

进入金融服务的大型互联网平台,利用现有业务的用户数据,通过网络效应,迅速扩大规模。大型平台在提高金融部门的效率、促进金融包容性的同时,也给金融稳定和消费者保护带来或增加风险。与传统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相比,金融数据治理、消费信贷规范、数字金融素养、执法效能提升等新问题,需要引起监管部门的关注重视,借鉴经验,因地制宜。

互联网经营者集中:风险、困境与调适

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并购同一市场内的竞争企业将会成为大型互联网公司促进自身发展和维持自身市场地位的重要方式。互联网行业具有特殊性,大型互联网平台的无序并购很可能会对市场竞争产生负面效应,并购初创企业会产生抑制创新和弱化市场竞争的风险,跨行业并购则会进一步加强大型互联网平台本已强悍的市场实力。现行反垄断法在应对大型互联网经营者集中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集中前申报标准不够科学、审查中竞争效果难以准确评估、违法集中后处罚经营者力度小等。为了弥补上述诸多不足,可以从建立科学完善的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优化竞争效果评估方法和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三个方面发力,以此来完善我国互联网平台经营者集中申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