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记忆 世代传播不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编导邢德辉访谈

邢德辉：国家一级编导．原东方歌舞团艺术室主任，文化部高级职称评委及艺术专业人员应聘资格考评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六、七届文代会代表，中国舞蹈家协会理事，《当代中国》（舞蹈卷）编委、撰稿人，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艺术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舞协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协会会员。1995年文化部授予立功嘉奖。

文化记忆体制化的仪式生产: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1964)

1964年10月2日晚8时,北京天安门城楼华灯绽放,十里长街,人潮涌动。作为国庆15周年的献礼——大型音乐歌舞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首次隆重上演。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贵宾,工、农、兵等各业模范,少数民族、归国华侨、港澳同胞代表。

《松花江上》——编选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歌曲《松花江上》是由人民音乐家张寒晖先生作词作曲，创作于1936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中国东三省。东北沦陷，东北的百姓们携老带幼被迫流亡关内，有家不能归，受尽了苦难，郁结着悲苦怨愤的人们要倾吐，要哭诉。这是一首悲恸的、感人肺腑的抒情歌曲。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诞生记

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演,首都著名的艺术家和3000多名群众演员,以恢宏的气势、历史的角度,热情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歌颂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精神风貌。

一位军队艺术家眼中的周总理——基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一次访谈

本文作者之一、访谈对象孟兆祥是一位资深的军队艺术家,曾作为舞蹈编导由始至终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排练、演出,全程参与了拍摄《东方红》艺术电影的工作。2011年3月,在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35周年的日子里,接受了在清华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的学者黄卫星的访谈。访谈以军队艺术家的目光和思考,真切地叙述了周恩来总理与艺术家们之间的一段历史,提供了当代先进文化建设中一段具体而珍贵的个体记忆。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由来

1964年10月的北京，金风送爽。正当举国上下欢庆建国15周年之际．在首都北京的文艺舞台上诞生了一部文艺盛典作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10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的首演受到当时前来中国参加国庆观礼的国际友人和广大观众的盛赞。《东方红》通过文学、历史、音乐、美术、舞蹈等艺术形式概括地展现了从本世纪初，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诞生前后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面世近60年来,广为传布。其主创人员之一周巍峙有言:“这是一株革命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奇葩。它撷取中国共产党诞生、发展、壮大的一些重大事件,艺术地再现了中国革命的战斗历程。这部艺术精品是在周恩来总理的精心指导下集体创作出来的。”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诞生前后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面世近60年来,广为传布。其主创人员之一周巍峙有言:“这是一株革命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奇葩。它撷取中国共产党诞生、发展、壮大的一些重大事件,艺术地再现了中国革命的战斗历程。这部艺术精品是在周恩来总理的精心指导下集体创作出来的。”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创作与诞生的历程

1964年9月,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公演,这部大型歌舞以其宏伟的气势及壮丽的场景,真切地展示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并成为中国艺术发展史中的宏伟巨作。《东方红》从创作到最后的公演仅仅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有着独特的创作及诞生历程。在其创作之前,就曾有过两次大型舞台剧的创作经验,正是在此基础上,才有了《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的诞生。

周恩来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周恩来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陈扬勇１９６４年国庆１５周年之际，首都文艺界隆重上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周恩来倾注了自己的心血浇灌出来的＂文革＂前文艺界的最后一幕辉煌。这部有３０００多人参加演出的大型史诗融歌、舞、诗于一体，艺术地再现了中...

记忆的复合媒介:作为审美修辞的图像与身体——以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为例

作为记忆的重要媒介,图像和身体在情感强度和阐释空间上都不同于文字媒介。而在艺术形式中,这两种媒介常常会以复合、叠加的方式出现。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图像和身体一方面在审美形式中相互融合,呈现出独特的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内涵;另一方面作为记忆媒介,通过特定的审美修辞展现出巨大的记忆潜能。本文通过分析《东方红》中图像与身体之间彼此激发、支撑的艺术手法及其审美效果,探讨这种在审美修辞中形成的复合媒介在构建集体记忆方面的功能和优势。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大历史”探源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一部政治性、历史性和艺术性都很强的经典作品,在近现代革命文化史和新中国文学艺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在人民群众中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艺术魅力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我曾经看过一次，那时候留下的印象并不是很深刻。而这次欣赏这部经典的作品时，感触颇深，特别是被里面的很多好听的歌曲和演员表演时的状态所感动。1964年在首都上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广大中外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几乎妇孺皆知，无人不晓。人们喜欢《东方红》，人们称赞《东方红》。这是因为他们从这部艺术作品中不仅欣赏到动人的歌舞，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盛演秘闻

40年前,1964年10月的北京金风送爽。突出三年自然灾害的重围,1964年的国庆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极为舒畅的一个国庆。外国敌对势力对中国的禁运造成的影响日益减弱,国民经济开始走上复苏的轨道。正当举国上下欢庆建国15周年的时候,在首都北京的文艺舞台上诞生了一部文艺盛典作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10月2日,《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首演,受到前来中国参加国庆15周年观礼的国际友人和广大观众的盛赞。她是一部集新中国文学、历史、音乐、舞蹈等于一体的经典作品。整部作品由首都及全国3700多名部队、地方专业及业余文艺工作者联合演出,达到当时最高的艺术境界,上个世纪末被世人誉赞为“二十世纪华人音乐舞蹈经典”。

我为祖国唱《赞歌》——胡松华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往事

《赞歌》是胡松华老师一生的代表之作,也是其流传最为广泛、最具浓郁蒙古族新型演唱风格的作品。1964年,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大歌舞的排练当中,胡松华老师光荣地受命于周恩来总理的策划指示,奋战一整夜,天明即完成了作词、编曲的新歌——《赞歌》,在上交总指挥部后,获周总理审听时一次性通过,并得到了热情勉励,作品一经唱响,即使时至今日仍不绝于耳。

新闻学者眼中的文化经典——专访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大学生合唱团成员郑保卫教授

郑保卫教授1945年出生于山东，1969年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1年人大新闻系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成为“文革”后首批新闻学硕士研究生。1981年起在国际政治学院（后更名为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新闻系任教，任系副主任。1986年调入新华社中国新闻学院，任研究生部主任、教授，期间曾任新华社国内部记者。1999年兼任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中心”主任，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本科期间曾作为大学生合唱团成员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

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舞蹈的艺术特色——以《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复兴之路》为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真正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命名的作品只有三部,它们分别是首演于1964年的《东方红》、1984年的《中国革命之歌》和2009年的《复兴之路》。本文对三大音乐舞蹈史诗中舞蹈的艺术特色进行解读,以舞蹈本体作为切入点,分析它的动作语言和时间、空间要素。

周恩来和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1964年国庆15周年之际，首都文艺界隆重推出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周恩来总理用自己的心血浇灌出来的。提起《东方红》的巨大成功，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演职人员，都不约而同地说：“周总理是《东方红》的总导演。”在那个政治风云忽变的年代，如何把政治和文艺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如何在以往没有任何创作和排练经验的前提下达到高层次的艺术水准？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少数民族形象表述

音乐舞蹈史诗是一种综合性艺术形式,《东方红》、《复兴之路》、《中国革命之歌》用音乐舞蹈史诗的形式展现出中国文化风采。本文以《东方红》为例,从少数民族形象表述、舞台表述与时空转换、民族文化整合三个方面论述该部音乐舞蹈史诗中的少数民族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