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大城市边缘区中村庄规划的编制和实施——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城镇化趋势明显、城乡发展混合的大城市边缘区,其村庄发展及城乡问题比一般乡村地区更为复杂。文章分析了2007年以来广州市番禺区开展的两轮村庄规划实践,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语境和“实用性”村庄规划要求,对大城市边缘区内村庄规划编制如何协调城乡矛盾、提升规划实用性、解决落地难问题、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等方面提出建议。

新时代大城市边缘区小城镇融合互动发展新模式探讨——基于江苏2个镇的实证研究

大城市边缘区小城镇作为大城市产业功能外溢的直接影响空间,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发展环境,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焦点。本文以江苏省淮安市马头镇和句容市宝华镇为实证案例,总结概括了大城市边缘区小城镇的4个现实特征,即“各类要素资源活跃”“城镇发展依赖性强”“城镇功能空间结构失衡”“各类主体博弈剧烈”。从与大城市关系的角度,总结提出当前大城市边缘区小城镇发展的2种模式,即完全依附模式和有限依附模式。最后,在总结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基础上,提出大城市边缘区小城镇发展的新模式—融合互动模式,并从“全面识别本底要素的区域功能价值”“精准谋划城镇互动发展的新动能”“高效组织全域空间板块的融合发展”“构建应对区域环境变化的弹性发展框架”4个方面,论述了融合互动模式的实现路径,以期为同类小城镇规划建设提供借鉴参考。

乡村振兴背景下大城市边缘区乡村空间治理机制与模式研究

本文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国家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出发,以城乡空间均衡发展为前提,聚焦大城市边缘区特殊空间区位,在科学理解大城市边缘区乡村空间治理概念特征基础上,梳理社会经济变化驱动下的大城市边缘区乡村空间治理发展历程,构建大城市边缘区乡村空间治理逻辑分析框架,系统分析大城市边缘区乡村空间治理机制和治理模式,得到以下结论:①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城乡要素交流日益频繁,大城市边缘区乡村具有功能多元化、社会结构复杂化和组织结构体系化等特征,由此对应乡村物质空间治理、社会空间治理和空间权利治理3方面内容。②政府、村集体、企业及其他社会主体不断参与到乡村空间治理过程中,各治理主体在乡村物质空间治理、社会空间治理和空间权利治理中具有自身独特的治理行为机制。③基于多元主体权力配置关系的不同,文章提炼出5种大城市边缘区乡村空间治理模式,分别为政府主导型、政企联合型、内生驱动型、村企联合型、多元协作型,不同类型具有相应优势和缺陷。基于以上研究,以期为大城市边缘区这一特殊地域类型的乡村空间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

基于手机信令的大城市边缘区职住关系及通勤特征研究——以武汉花山生态新城为例

大城市边缘区新城具有疏解中心城区人口及产业的作用,有效识别新城居住者与就业者的职住空间分布特征、明确他们往来新城与周边其他区域的通勤特征,对于促进其在一定范围内达到职住平衡具有积极意义。本文以武汉花山生态新城为研究对象,基于手机信令数据,对新城内居住者和就业者的职住空间布局、通勤关系进行测度分析,以辨明职住关系与通勤特征。为此类大城市边缘区新城土地利用规划调整、交通设施合理布局提供基础,最终促使新城在一定范围内趋于职住平衡,健康可持续发展。

大城市边缘区价值认知与发展策略——以苏州市高新区太湖科学城地区为例

在全球化背景下,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作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主体形体是大势所趋,而其普遍面临片面扩张带来的城市病,导致土地浪费、生态环境破坏等一系列问题,其中大城市边缘区以其独特的地理区位首当其冲。在下一阶段的城市高质量发展中,处理好大城市及其边缘区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分析了大城市边缘区的概念及综述,并以苏州市高新区太湖科学城地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考察、资料收集梳理,提炼研究区域价值,进而构建功能配置、生态基础、便捷交通、产业链条、本地文化、弹性发展等六个方面的发展策略。笔者希望借此能在新型城镇化新的发展阶段为大城市边缘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自己的思考。

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的生态-地理过程——以广州市为例

生态-地理过程(Eco-geographic process,EGP)是现代生态学、地理学与人居环境科学交叉与融合的重要研究方向。阐述了人居环境系统演变的内涵,并指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一般是从乡村人居环境,到边缘区人居环境,再到核心区人居环境,由此形成一个不可逆的演替序列。在此基础上,以广州市为例,综合运用生态学与地理学等分析方法,从边缘区与核心区、乡村人居环境系统及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角度,将人居环境系统演变的生态-地理过程划分为4类,即入侵(渗透、跳跃、蚕食、延伸)、竞争(分化和共生)、反应和调控,并构建了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的生态-地理过程概念模型。生态-地理过程研究对理解大城市边缘区演变机理与生态调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大城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地旅游城市化进程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大城市边缘区的乡村旅游地由于其特殊的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区域,本文以北京市为例,对北京市边缘区的乡村旅游地进行土地、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和乡村景观分析,透视旅游经济作用下乡村旅游地城市化进程。研究发现北京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地旅游城市化进程主要表现在以旅游用地的递增、耕地面积的缩减和宅基地的流转为特征的土地非农化,以旅游经济上升、外来经营者成为主体以及村民就业形式多元化为特征的经济结构多元化,以乡村人口的外流和乡村聚落的社区化为特征的社会结构解体化以及以现代建筑的入侵和乡村风光的质变为特征的乡村景观破碎化四个方面;北京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地在城市化进程中形成了乡村嵌入型、城市延伸型和乡村内生型三类典型的发展模式;北京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地旅游城市化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独特的旅游资源禀赋、便利的旅游区位导向、广泛的旅游政策支持和多元化的产业经济背景四个方面。

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规律--以广州市为例

文章以广州市为例,揭示了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的演变规律:首先,人居环境系统演变过程可以划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各阶段在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状况、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形态、景观类型、土地利用等方面都呈现出显著的特征;其次,提出了人居环境容量概念,并借助于GIS空间分析方法,发现边缘区人口密度不断地增加,人居环境容量逐步趋于饱和;第三,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演变呈现出不均衡的周期性变化。在此基础上,借鉴Verhulst逻辑斯蒂方程与复合生态系统的动力学机制,构建了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演变的阶段性、生命周期与可持续发展模型。揭示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的规律,可为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优化调控提供理论依据,充实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体系。

大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时空格局模拟——以武汉市洪山区为例

大城市边缘区的土地利用变化复杂而迅速,采用定量模型对此地域的时空格局进行模拟,在土地规划领域有重大意义。以武汉市洪山区为例,首先采用DPSIR模型对大城市边缘区的工业用地、居住用地、服务设施用地、绿地等进行驱动力机制的定性分析,得出每种用地相应的驱动力、压力和状态;进而采用CLUE-S模型,通过用地变化驱动力因子作用权重系数的求解,模拟时段内各类用地的需求分析与用地变化的动态分配过程,对边缘区的用地演变进行模拟;最后通过用地现状图对模拟用地进行验证,模拟结果基本拟合。在模拟的基础之上,设定了两种大城市边缘区空间发展的情景模式,即不作任何空间约束的用地演变和进行可持续发展约束的用地演变,有针对性地提出该区域的发展需要重点保护水体和自然风景区。其方法及成果可为大城市边缘区制定发展管理政策提供科学参考。

大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空间格局特征分析——以北京大兴区为例

以北京大兴区为例,利用景观格局和空间分析方法,从产业布局和区位角度分析大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1)该区土地利用程度高,区域产业布局及距城市、村镇和道路距离等区位因素使其土地利用综合水平呈现北高南低、北部和南部区域内部重点镇高于一般镇的等级梯度分异格局。(2)设施农用地、园地和设施耕地等集约利用程度较高的农用地比例很大,集中分布在村镇和道路附近,生产便利性和成本是其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3)各类土地破碎化严重,集聚度和规模化程度低,亟需通过土地综合整治,重构村庄空间体系,充分发挥循环经济和农用地多功能性的优势,优化农业产业间及其与非农用地间的用地结构和空间布局,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综合效益。

大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模拟研究--以北京市昌平区为例

近年来,土地利用变化模拟模型成为GLP的研究热点.大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因变化剧烈而特殊,一直都是LUCC研究的重点领域.本研究采用国际前沿的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影响空间建模方法——CLUE-S模型,基于GIS分析和统计分析,以北京市昌平区为例,运用1996年和2004年土地利用数据,构建CLUE-S模型,对2007—2015年不同土地利用政策情景下土地利用变化进行模拟,得到2010年和2015年的土地利用模拟图.结果表明:(1)专门针对中小尺度区域的CLUE-S模型能够对区域内的土地利用变化进行较好的模拟和预测,其中对分布相对集中的林地和建设用地的模拟效果相对较好,而对比较分散的园地、耕地和城市绿地的模拟效果相对较差;(2)在Markov情景下,建设用地的扩张最为明显;粮食安全情景下,山前平原区质量比较好的耕地没有转换为建设用地;而生态安全情景下,林地得到比较好的保护,并且林地的增加在靠近城区和高速公路的两侧最为明显.本研究可为研究区土地利用规划修编和土地可持续性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大城市边缘区建设用地空间分布格局的定量化测度研究

选择北京市房山区平原地区作为分析样区,在GIS技术的支持下对建设用地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了定量化测度研究。分析数据显示,其分布与交通干线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交通干线具有一定的“轴向”聚集和辐射效应。

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评价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采用层次分析、加权求和等方法,在30名专家和近900名居民的访谈与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别从横向与纵向角度评价广州市边缘区人居环境,并与客观参照系统共同组成综合评价系统,构建了综合评价的"天平"模型.研究发现:主客观评价以及专家与居民的评价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因此将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以及专家的优化度评价与居民的满意度评价置于同一个研究框架内,有助于全面地、科学地衡量人居环境状况,为制定人居环境的优化调控措施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

大城市边缘区LUCC驱动力的时空分异研究——以北京昌平区为例

基于GIS和数理统计分析,以北京市昌平区为例,采用1996—2004年土地利用数据和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空间分析与时间分析结合起来研究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在空间上,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从自然因素、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3个角度选取与土地利用变化相关的驱动因子。分析结果表明:耕地与建设用地间的转换,主要与非农业人口增量、第二产业产值和河流远近有关;农用地类型间的转换主要受坡度、海拔和距河流远近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建设用地类型间的转换主要由城市化和产业布局的变化引起;农用地向建设用地的转换则主要受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建设用地向农用地的转换主要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在时间上,通过定性分析,发现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主要与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以及政策驱动直接相关,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与非农业人口和GDP之间呈现良好的对数正相关,耕地面积与非农业人口和GDP之间呈现良好的对数负相关,农业结构调整政策是耕地向园地、林地的流转的主要驱动力,生态退耕政策则是耕地、园地、农村居民点用地和未利用地转换成为林地的重要驱动因素。

以中心体系构建推动大城市边缘区空间融合——以南京市江宁区东山新市区中心体系规划为例

大城市边缘区在发展历程中存在着地域空间、社会空间、公共设施空间、职住空间分割等问题。基于此,为达到融合边缘区的各类地域和社会空间的目的,南京市江宁区东山新市区中心体系规划通过完善多样化和多层次的中心体系,选择多核的空间模式,选择区位中心型,明确对内、对外的职能关系等多种规划手段,有效促进边缘区各类地域的空间融合,完善各类功能区的有效配套,以期为大城市边缘区的产业升级、空间融合和功能提升提供有益的规划建议。

争地与空间权威运作--一个土地政策视角大城市边缘区空间形态演变机制的解释框架

提出了以"争夺和实现土地发展权"为核心内容的"争地"的概念,并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基础上,结合大城市边缘区实际情况与特殊性,提出国家-集体-市场关系的理论命题,用于分析争地过程中各争地主体之间的行动与互动关系。由此进一步提出了"空间权威"的核心概念,并建立起相应的分析框架,用于解释边缘区空间形态演变的特征与机制。从中发现,边缘区空间形态演变的历史是国家、集体与市场争夺土地发展权即争地的历史,国家、集体与市场之间基于空间权威的运作过程决定了争地的胜负,并导致了空间形态演变过程及相应的空间特征。

大城市边缘小城镇休闲度假旅游开发研究——以高明市杨梅镇为例

文章总结了大城市边缘地区休闲度假旅游待开发的小城镇的一般特点 ,分析了其旅游开发所面临的产业转移与旅游发展矛盾、旅游资源品质、旅游基础等几个问题 ,提出相应的“二元转换”、“向心系统”、旅游资源与形象塑造互动进行、与旅游相适应的城区建设等开发思路 ,并以高明市杨梅镇为例进行实证研究。

基于经济地理学的大城市边缘区农业观光休闲产业的动力机制探讨

大城市边缘区是城乡和谐发展的前沿,其特殊的区位、资源优势适应了农业观光休闲产业发展的要求,该区域农业观光休闲产业发展迅速。本文从经济地理学视角出发,探讨大城市边缘区农业观光休闲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认为大城市边缘区农业观光休闲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包括初级动力、二级动力、调节与刺激动力。城市居民去城市边缘区旅游观光的意愿、农民和城市下岗职工的从业意愿,由此而产生的经济效益促进了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农业观光休闲产业流动,是产业发展的初级动力;比较效益驱动、消费者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理念的改变是产业发展的二级动力;政策也是导致农业观光休闲产业在大城市边缘区集聚的重要因素,是该产业发展的调节与刺激动力。

大城市边缘区居村农民就地城镇化意愿影响因素——以南京江北新区为例

以南京市江北新区为案例地,选取7个农村社区的276份样本问卷调查数据,运用二值Logistic回归模型,以居村农民属性特征和居住环境评价为切入点,分析居村农民就地城镇化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1～40岁、具有初中/高中教育程度、已婚的居村农民群体就地城镇化意愿强烈。务工形式、住房类型等对居村农民的就地城镇化意愿影响显著,外出工作意愿、土地流转支持度对其就地城镇化意愿影响并不显著。

大城市边缘区统筹城乡土地利用战略探讨——以天津市东丽区为例

研究目的:系统诊断大城市边缘区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土地利用问题,提出大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战略框架。研究方法:系统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研究结果:大城市边缘区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土地利用形态变化急剧,土地利用中的矛盾十分突出,地域功能紊乱、土地配置失调、非农就业困难、土地利用粗放、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制约了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结论:应通过统筹区域土地利用、统筹城乡土地配置、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和土地资源生态开发战略及相关保障措施构建大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战略体系,推动土地宏观调控更加系统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