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夏剧社考述

民国时期上海大夏大学被誉为“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大夏大学剧社曾与南国社、复旦剧社等戏剧团体一起发起成立了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积极参与上海左翼戏剧运动。田汉、洪深、欧阳予倩等戏剧名家曾多次对大夏剧社戏剧活动进行指导。在剧联领导下,大夏剧社的演出活动从大学校园到街头厂区,动员民众,宣传抗日,并积极为抗战募捐。大夏剧社的演出有力配合了上海左翼戏剧运动,获得了各界赞誉,也为戏剧战线培养了人才。

谱系群分析法在洮河大夏河流域水资源区划分中的分析应用

洮河大夏河流域位于黄河流域第一阶梯东部边缘一隅,属第一阶梯向第二阶梯的过渡地带。水资源时空分布在一定范围内的相似性就是变化与联系相互制约的结果。在洮河大夏河区域内选择15个降水量代表站,各站组合计算相关系数,然后采用逐次形成法依次进行连接合群,相关系数在一定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作为水资源区划群的划分参照。经区域站点相关性分析计算和流域对照,相关站点降水量呈现较好的相关性,计算的分区能较好的反映区域内各分区的降水量特点,与当地的降水特性,地形地貌及成雨条件吻合度较高,对水资源分区与计算提供了可行可操作的分析方法。

论刘大夏的散文创作

刘大夏是明中期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在抚平内乱、治理黄河、整顿军队等方面有着显著政绩,50余年的仕宦经历和执政方法多从其奏疏、散文内容中可见。从政治、结构、艺术三方面对刘大夏的散文创作进行分析,发现这些作品承载了他治理国家的政治理念,并以清晰的逻辑顺序和严密的论证为特点。刘大夏对语言的精炼运用和形式的设计,使他的散文在明代文学作品中独具一格。

大夏大学的青年体育实践

少年强则国强,国家危亡背景下,民族复兴成为各大学的教育目标。文章以大夏大学为例,研究其体育理念、宣传内容、课程保障、活动场地、运动赛事、女性体育、社会互动等历史活动。在高度统一的体育理念下,该校师生协同一致,以达到“普及体育”以及“强国强民”的教育目的。

大夏河临夏段枯水期纤毛虫群落特征与水质相互关系研究

2008年11月至2009年3月,在大夏河临夏段设置4个断面分2批采集16个水样,用活体镜检和固定染色相结合的方法,对该河段枯水期纤毛虫物种多样性、群落结构特征及其与水质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共鉴定出纤毛虫3纲13目45科57属114种(包括9种未定种)。动基片纲(Kinetofragminophorea)48种(隶属18科22属),寡膜纲(Oligohymenophorea)36种(隶属16科18属),多膜纲(Polyhymenophorea)30种(隶属11科17属),分别占总物种数的42.0%、32.0%和26.0%。肾形豆形虫和梨形四膜虫为优势种群,尾草履虫、瓜形膜袋虫、片状漫游虫、大口瞬目虫、弯豆形虫、小口钟虫、纺锤康纤虫为次优势种群,可以作为河流生活型有机污染的指示物种。据纤毛虫群落特征以及水体主要理化指标对大夏河临夏段水环境质量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该河段以生活型有机污染为主。1#~4#样点的污染等级和顺序为:1#(Os,轻微污染)<4#(α-ms,中度污染)<2#(α-ms,中度污染)<3#(α-ms^Ps,中度—重度污染)。

大夏河临夏段枯水期肉鞭虫群落特征及其对水质的评价

对大夏河临夏段枯水期肉鞭虫物种多样性及群落结构进行了研究．共记录了肉鞭虫75种，隶属于4纲12目22科，其中优势类群为眼虫目（Euglenida）和变形目（Amoebida）．利用肉鞭虫群落特征指标对大夏河临夏段水体环境质量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该段水体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枯水期四个采样断面水体受污染程度的顺序从重到轻为2^#〉3^#〉4^#〉1^#．污染级别：1^#样点为βm-αm，2^#点为αm一只，3^#样点为αm一只，4^#样点为αm.

大夏河临夏段肉鞭虫群落结构特征及其与水质的相互关系

2005年2月—2007年3月对大夏河临夏段的肉鞭虫物种多样性和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大夏河临夏段的肉鞭虫共记录135种,隶属于5纲16目,其中优势类群为眼虫目(Euglenida)和变形目(Amoebida);大夏河临夏段同一水期不同采样点之间以及不同水期同一采样点之间群落相似性系数均较低,均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肉鞭虫群落结构特征表明,大夏河临夏段水体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枯水期较丰水期污染严重。

大夏大学教育系科的发展及启示

大夏大学教育系科经历了教育科、教育学院、文学院下设教育学系、重设教育学院四个发展阶段,呈现出以下特征:培养目标上注重学术性和社会应用性结合;课程设置上注重面向实践,必修选修结合;教师队伍以国外留学生为主;生源稳定,占学校总人数比例较高;教学管理标准规范且不失灵活;学生活动注重理论和实践有机统一。大夏大学教育系科的发展提供了以下启示:教育系科在讲求学术性的同时要注重社会应用性的发挥;课程设置上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知识的整合;教师专业素养提升要注重"三结合;"学生培养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明玉珍大夏国在土家族地区的行政建置

明玉珍大夏国在土家族地区的行政建置,既是历史政治地理中的一个环节,也是土家族历史地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长期为学术界忽略。通过对实录、正史、方志、家乘等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逐一揭示了明玉珍大夏国在鄂西、湘西、渝东南土家族地区设置的各类土司的历史沿革和地望,基本复原了这一时期该区域的政区地理面貌,并将其与陈友谅大汉国的边疆统治方式作了比较,认为明玉珍与陈友谅政权在管理边疆民族地区策略上的差异,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统治效果:陈友谅新占领之地与大汉政权之间的关系貌合神离,而大夏政权的疆土则要稳定许多。

教学·科研·服务:大夏大学与电化教育的三重互动

在我国电化教育的发展进程中,大夏大学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大夏大学对我国电化教育发展的贡献侧重于电化教育的理论研究。本文主要运用文献法,从历史的角度对大夏大学与我国电化教育发展的互动进行考察分析。研究发现,大夏大学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个方面都与电化教育进行过紧密的互动。在电化教育刚刚传入我国之际,大夏大学率先在我国设立了电化教育课程,培养电化教育高等专门人才,把电化教育纳入了高等教育的范畴,促进了电化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大夏大学开展的电化教育科学研究,将西方的电化教育经验和理论引进中国,并且结合中国的实际问题作出本土化创新。在服务社会的理念的引导下,大夏大学将电化教育作为推进社会教育的有力手段,积极与电影公司、教育电影协会、各电台等机关合作,拍摄教育影片,开展教育播音。大夏大学在电化教育的教学、科研和服务三个领域的活动相互之间也存在着良性的互动。

“大宛”和“大夏”:张骞带回的两个希腊族称

张骞当年到达的是一个解体中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国王虽已不存在,但巴克特里亚和费尔干纳的希腊城市的自治政治还在继续。大月氏人占据了索格狄亚那南部,但并未直接统治巴克特里亚,那里的希腊基层政权只是臣服于他们。这种政治局面导致了张骞将三个地区理解为三个“国家”。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希腊化历史情境中,张骞使用他在出访途中不同路段听到的来自不同语言的希腊人族称,将费尔干纳定义为“大宛”,将巴克特里亚定义为“大夏”。“大宛”来自东方民族对希腊人的他称,该他称又来自希腊人的一支伊奥尼亚人的希腊语自称。“大夏”来自希腊人的希腊语自称。张骞的这种定义为中国人开创了一种关于“西域”的知识传统。对这一传统的解读,应置于综合多语种史料和考古资料所重建的历史情境当中。

大夏国人口问题初探

大夏国虽然国祚短暂,但由于统治者对人口疯狂的掠夺,造成了境内人口的急剧增长。到赫连勃勃真兴年间,大夏国的人口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期,统万城的人口更是达到了历史最高点。赫连勃勃统治末期,大夏国因继统问题发生内乱。勃勃死后,大夏国又被北魏连年围攻,统治疆域不断缩小,人口数量也急剧下降。这种人口的急速增减,就像一把双刃剑,既对该地区农业、畜牧业的开发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又给土地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加上以后人口的来来去去、不断变动,都加大了对该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

贵霜王朝建立者为大月氏而非大夏说

关于贵霜帝国的建立者究竟为大夏还是大月氏,学界争论已久。因各有所秉,而又缺乏更坚实的证据,长期不能解决,近期相继公布的悬泉汉简资料,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悬泉汉简明确显示,西汉元帝时期,翖侯政权属于大月氏国。《汉书·西域传》大月氏记所涉大夏内容,其实是撰者记述大夏被大月氏臣畜缘由之文,并非专记大夏,且五翖侯文传自汉宣、元帝以后,悬泉汉简明示,其时翖侯政权确属大月氏。又汉宣、元帝时期,大夏早已被大月氏所并,五翖侯属大夏之论,失之无据。《汉书·西域传》既言大月氏"有五翖侯",又云"凡五翖侯,皆属大月氏",反映出翖侯属大月氏国。桑原骘藏以荀悦《汉纪》之文来证明五翖侯属大夏。但《汉纪》抄撰自《汉书》,其文并不足以否定五翖侯属于大月氏的事实。"共禀汉使"的是大月氏及所属五翖侯,而禀汉使局面的出现应迟至汉宣帝甘露年以后,时大夏已不复存在,亦说明五翖侯不属大夏。《后汉书·西域传》明确记载五翖侯系大月氏所分,且对《汉书》所载五翖侯的归属并无异议,可知该传所记五翖侯属大月氏。东汉时期及其后,呼贵霜故号曰月氏,凡记述与汉地政权来往的月氏国,皆指贵霜国。月氏亦可称月支,东汉末及以后朝代,贵霜人入华,以国月支为氏,为支姓,亲至贵霜国的西行求法僧,皆称贵霜国为月氏。

大夏国铁弗匈奴社会经济状况探析

大夏国农牧经济交相辉映的特点,在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化区具有农牧经济并存物质文化特征的小区域中具有典型性。草原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性的复合文化,有具有突出特色的游牧文化,也有局部区域的农耕文化,还有适应某个地区经济交融而形成的农牧结合的文化。大夏国的物质文化正是第三种类型中成功的范例。

从大夏书店的创新探析高校校园书店发展

一直以来,高校校园书店承担着促进学生成长、建设书香校园、传播先进文化、推动全民阅读的重要使命。受数字阅读与网络购书的冲击,包括高校校园书店在内的实体书店陷入生存危机。为复兴校园文化建设,国家、政府、高校以及各职能部门同步加强了对校园书店的扶持力度,一批坚守底色、勇于创新的高校校园书店应运而生。文章通过总结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校园书店的发展状况,以华东师范大学大夏书店的特色化经营为实践案例,提出高校校园书店发展策略,以期为我国高校校园书店的建设思路注入更多的可能性。

夏乐《大夏》与《九夏》论考

《大夏》、《九夏》是夏代最重要的乐歌,它们不仅名称不同,内容更有质的区别。《大夏》是为了歌颂大禹功德而编制的大型乐舞,《九夏》则是周人挑选夏人遗留下来的乐歌而重新编定、命名的一组综合性乐歌。《大夏》、《九夏》原本都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它们产生的基础是诗歌,然后加以配乐、编舞。至周代,《大夏》仍然是周人最重要的乐舞之一,其歌诗内容不详;《九夏》诸乐曲还用于周人的各种礼事活动当中,而其歌诗也渐渐退至幕后,乐曲则成了周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部分乐歌成了用于节制步伐的礼乐。

《大夏》钩沉

《庄子·天下篇》云：“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漫》，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吕氏春秋·古乐篇》亦云：“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雍塞，凿龙门，降通潦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于是命皋陶作为《夏篱》九成，以昭其功。”可见在夏代，为歌颂大禹治水之功，作有《大夏》之乐。

“五朝遗绪”与“大夏龙雀”——唐及先唐“文学”研究趋势之姑妄言

一、复须时熟 慧皎《高僧传》记载,昙摩耶舍梦见＂博叉天王＂显灵对自己说：＂道假众缘,复须时熟。＂[1]（P41）凡事都离不开＂缘＂与＂时＂。中国古典文学叙述模式大变革的＂缘＂与＂时＂,以至于逐渐形成今天的模式,差不多就发导于一个多世纪前的甲午之战。北洋水师大败之后,中国知识界普遍从＂形而下＂的器物不如洋人,认识到＂形而上＂的治学方法也不如洋人。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出版后约十年,罗振玉在上海重印此书,

大夏大学与民众教育——以大夏公社、大夏民众教育实验区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30年代之后,中国大学开始广泛参与民众教育和乡村教育实验。以往对大学所办教育实验的讨论多集中于教会大学,而对国立、私立等其他性质大学所办教育实验区的讨论尚不充分。位于上海的私立大夏大学将参与实验作为学校的民族复兴教育方针,立足于学校周边社区民众实际生产生活,积极创办起大夏公社、大夏民众教育实验区等实验机构,对改善周边民众生存状态和社区面貌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前后相继的实验过程中,大夏大学与周边社区互为依托,互动频繁,同时其间主导者从马宗荣到邰爽秋的变化,显示出学者的流动及其学术观念流变对办理实验区的深刻影响。这也是其所办教育实验区的特别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