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私立大学对西方本科教学制度的移植与转化——以大夏大学导师制为例

20世纪20年代末,私立大夏大学为加强对学生的个别指导及密切师生关系,开始引入西方大学导师制。近20年的施行过程中,大夏大学将欧美导师制精髓与中国文教传统及学校自身特色有机结合,由此在文化内涵、制度建构、教育实践、学术研究等方面形成鲜明特色。大夏大学导师制作为民国时期私立大学引入和本土化改造西方本科教学制度的典型案例,不仅从一个侧面展现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移植与转化域外经验的发展历程,揭示其中蕴含的从传统到现代、由西化到中国化的演进规律,亦对当代中国大学本科生导师制的构建和完善兼有历史价值及现实启示。

大学与社会教育的互动: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的发展及启示

近代以来,我国大学与社会教育的互动是高等教育史、社会教育史中十分显著的教育现象。在大学扩充教育思想的引导之下,近代大学积极投入社会教育运动。大夏大学创立的社会教育系,开创了依托大学培养社会教育人才的先河,其发展经历了初创、扩充、恢复与深化、调整四个阶段。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呈现出大学与社会教育互动的特征:形成理论与实际并重的课程设置、教学与实习结合的培养模式,培养社会教育人才;设立社会教育研究部门、创办社会教育专门刊物,开展社会教育学术研究,丰富社会教育理论;开办大夏公社、大夏民众教育实验区、花溪农村改造区等社会教育实验区,直接参与社会教育实践。大夏大学与社会教育的互动模式集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于一体,对当今我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不乏宝贵的启示意义。

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关于贵州少数民族社会的研究

长期以来,贵州由于地理位置偏僻、社会文化落后,而被误解甚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大夏大学为躲避战火内迁至贵州,并设立社会研究部,利用地利之便对贵州少数民族社会进行近距离调查与研究。社会研究部吸纳了以吴泽霖、岑家梧为首的众多学术人才,在驻黔期间开展了系列学术活动。其学术成果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廓清了以往史籍中对贵州少数民族种种不实的认知,展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又紧跟国族建构的时代思潮,从族群源流和民族融合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并为其时政府开发贵州提供了施政参考。

大夏大学教育系科的发展及启示

大夏大学教育系科经历了教育科、教育学院、文学院下设教育学系、重设教育学院四个发展阶段,呈现出以下特征:培养目标上注重学术性和社会应用性结合;课程设置上注重面向实践,必修选修结合;教师队伍以国外留学生为主;生源稳定,占学校总人数比例较高;教学管理标准规范且不失灵活;学生活动注重理论和实践有机统一。大夏大学教育系科的发展提供了以下启示:教育系科在讲求学术性的同时要注重社会应用性的发挥;课程设置上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知识的整合;教师专业素养提升要注重"三结合;"学生培养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教学·科研·服务:大夏大学与电化教育的三重互动

在我国电化教育的发展进程中,大夏大学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大夏大学对我国电化教育发展的贡献侧重于电化教育的理论研究。本文主要运用文献法,从历史的角度对大夏大学与我国电化教育发展的互动进行考察分析。研究发现,大夏大学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个方面都与电化教育进行过紧密的互动。在电化教育刚刚传入我国之际,大夏大学率先在我国设立了电化教育课程,培养电化教育高等专门人才,把电化教育纳入了高等教育的范畴,促进了电化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大夏大学开展的电化教育科学研究,将西方的电化教育经验和理论引进中国,并且结合中国的实际问题作出本土化创新。在服务社会的理念的引导下,大夏大学将电化教育作为推进社会教育的有力手段,积极与电影公司、教育电影协会、各电台等机关合作,拍摄教育影片,开展教育播音。大夏大学在电化教育的教学、科研和服务三个领域的活动相互之间也存在着良性的互动。

“施政参考”的民俗学--基于抗日战争时期大夏大学贵州民俗调查的讨论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包括大夏大学在内的大量学术机构和组织为避战乱迁址西南地区。大夏大学学人将民族国家命运与自身学术目标紧密联系,以“民俗”为对象在贵州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并从研究方法的多元倡导与运用、西方思潮的引介及学术传统的延续、“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认同等维度增加了各兄弟民族间的相互了解,拓宽了我国民俗学研究范围,为当时贵州发展发挥了建言资政的作用。这种回应现实需求的学术研究理念,在当下人才培养系统化、知识体系创新化、多学科交叉协同化的新时期,仍具借鉴和参考意义。

大夏大学与民众教育——以大夏公社、大夏民众教育实验区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30年代之后,中国大学开始广泛参与民众教育和乡村教育实验。以往对大学所办教育实验的讨论多集中于教会大学,而对国立、私立等其他性质大学所办教育实验区的讨论尚不充分。位于上海的私立大夏大学将参与实验作为学校的民族复兴教育方针,立足于学校周边社区民众实际生产生活,积极创办起大夏公社、大夏民众教育实验区等实验机构,对改善周边民众生存状态和社区面貌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前后相继的实验过程中,大夏大学与周边社区互为依托,互动频繁,同时其间主导者从马宗荣到邰爽秋的变化,显示出学者的流动及其学术观念流变对办理实验区的深刻影响。这也是其所办教育实验区的特别之处。

师生合作:大夏大学的立校精神与当代启示

“师生合作”作为大夏大学的立校精神,自创校之日起便与学校的具体办学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时代的变化得以不断充实,并被赋予新的意义。大夏大学基于师生合作精神,以导师制为制度实践,帮助学校度过了种种考验。“师生合作”将传统书院精髓与现代大学制度结合,可以为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直接的思想资源,对当下建立和谐师生关系及书院制改革等问题都有启发意义。

留美学者章颐年与大夏大学心理学会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西方心理学在中国传播的深入以及学科化进程的加速,中华心理学会、中国测验学会、上海心理学会等一些全国性或地方性心理学专业学术团体相继成立。在其带动下,诸多留学心理学者以各自院系为依托,纷纷成立校级心理学会。大夏大学心理学会在留美心理学家章颐年的带领下,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学术活动,从而赢得学界的认可和赞誉。作为跨地域综合性学术团体的有力补充,校级心理学会因其规模小、人员成分单一、便于组织等特点,在一些院校搞得有声有色。它们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综合性学术团体运行不利所带来的缺憾,对于推动局部地区心理学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它们的存在也成为当时我国心理学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抗战时期大夏大学招生规模结构探析

抗日战争期间,大夏大学多次迁校,从上海到江西牯岭,再到贵州贵阳,最后迁到赤水。期间,大夏大学的招生规模呈现出阶段性上升的特点;教育学院和师范专修科招生最多,教育学院被撤后,法学院人数最多;迁黔之前的生源主要来自华东、华南,迁黔之后生源主要来自西南地区;男女学生比例不平衡,男生占大多数;招生渠道多元,以当地招收的新生为主。大夏大学通过严格培养管理、积极服务社会、开展自主办学、扩大招生宣传等举措,在战时的环境里培养了大量建设人才,其经验值得当今高校借鉴。

私立大夏大学自主招生的特征及影响

民国时期是中国高校各项规章制度的初创期和发展期。私立大夏大学的办学享有盛誉,其自主招生考试具有自主办学、招考多元,争取权益、规范办学,严进严出、保障质量,灵活开考、以生为本,全面考核、注重外文等特征。灵活、严格、以生为本的招生制度使得大夏大学招收了一批优秀生源,培养出大批造福社会的人才。探究和总结其自主招生的特征和影响,能够使我们更好地认识高校招生发展的规律,为当今高校的招生考试改革提供借鉴。

大夏大学对贵州文化教育的贡献和影响

大夏大学迁到贵州最早,在黔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各院系成绩斐然,尤以理学院、商学院、教育学院最为显著,对贵州教育、文化多有贡献,最大的影响是促成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和国立贵州大学的建立。

私立大夏大学经费筹措探析

经费关系到私立高校的生死存亡。私立大夏大学在战乱不已、经济凋敝的背景下,积极开拓,形成了学生缴费、政府补助、社会捐助和开源节流等多元化的融资格局。多元化的董事会构成、灵活的筹资策略和发掘学生会、校友会的融资潜能是大夏大学融资的重要特征。

王伯群组织大夏大学西迁赤水活动述略

一九二四年,贵州兴义人王伯群在上海创办大夏大学。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王伯群把大夏从上海迁至贵阳。一九四四年秋,日军兵犯黔南,贵阳奉令疏散,王伯群果敢下令把大夏迁至赤水。为成功完成搬迁,王伯群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准备:一是向教育部争取到疏散经费;二是寻求地方官厅和军部支援,保证了路途安全;三是鼓舞士气,动员并组织师生分期分批西迁。经过紧张和严密的组织行动,大夏大学终于平安地转移到赤水,为保存中国文脉做出历史性的贡献。

民国时期大夏大学法学教育的发展与启示

民国时期,私立大夏大学有别于同时期的其他法学院校。筚路蓝缕的建校历程,形塑了这所学校的优良学风,师生发扬“三苦精神”,通过深入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了该校办学水平的提升,因而博得了“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美誉。大夏大学法学教育在教育思想、形式和内容等方面,不仅体现了近代上海的法学教育特色,还充分展现出了法学教育专业化及本土化的具体细节,重新梳理该校法学教育的成长历程也为完善新时期我国法学教育提供了启示。

上海近代私立大夏大学两易其稿的校园空间史细读(1929—1934年)

上海私立大夏大学是我国近代创办的最重要私立大学之一,由建筑师董大酉设计建成的大夏梵王渡校园(现华东师范大学中北路校区)在设计过程中两易其稿,形成三版迥异方案。文章基于三稿方案史料,利用"原境分析"等方法考析个中缘由,认为样式、经费、基地等建筑学基本问题及私立大学普遍困局的综合作用是三稿方案存在的原因,由这些问题导致的"现实扭转"又进一步为私立大夏大学校园带来了"被动的现代性"状态。

民国时期大夏大学导师制实施考察

民国时期,私立大夏大学是我国最早实施导师制的高校。在20年的实施过程中,大夏大学在校长王伯群的带领下,深入贯彻导师制中"导"的本义,将导师制与学校"师生合作"的办学理念有机结合起来。根据实施效果动态调整设计思路,重视导师的德才选拔与人文关怀,坚持开展多种形式的指导活动拉近学生与导师的距离,这一系列举措使得大夏大学导师制充满生机与活力,不仅成为民国时期导师制实施中的典范,而且极大地推动着学校办学水平的提升。而这些,在众多大学纷纷设立本科导师制以及师生关系问题频频出现的今日,探析该大学的导师制实施特点与效果,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大夏大学的图书募集和图书馆馆舍建设——基于《大夏周报》的报道

文章以《大夏周报》有关大夏大学图书馆的消息报道为基础,对大夏大学图书馆的发展简史进行了全面梳理,重点回顾了大夏大学图书馆的图书募集活动和图书馆馆舍建设历程。参考文献33。

大夏大学与贵州少数民族研究

“多元一体”概括了我国当代民族观的深刻含义,在“一体”的前提下充分尊重研究各民族的“多元”是当代民族文化研究的重要工作。我国第一代民族学家们对贵州各民族的实地考察所得的丰富资料,为我们研究贵州民族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历史资料。本文重点梳理了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在抗战时期对贵州少数民族所做的实地调查工作,并分析了他们为我国多民族统一所做的贡献。

以教育学科为筹码:战时大夏大学改国立风波新探

对于大夏大学在全面抗战时期长达四年的向国民政府教育部请改国立风波,已有研究多侧重“部校之争”和“政学关系”。然而,大夏大学作为以教育学科见长的私立大学,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在抗战时期极力加强对师范教育的控制,再加上大夏大学内迁办学的贵州省既无大学亦无师范学院,因此教育学科自然成为大夏大学和教育部在改国立博弈中的重要权衡。1938年,教育部在废除私立大学教育学科时唯独保留大夏大学教育学院,正是其已将大夏大学视为“预备国立大学”的体现。此后由于大夏大学改国立的一波三折,再加上大夏大学沪校有人投敌的“政治污点”,导致黔校教育学科最终成为大夏大学向政府“输诚”的牺牲品,并由此引发大夏大学黔沪两校之间的矛盾,成为大夏大学改国立最终失败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