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之学”视野下的曾国藩“奇偶互用”说

曾国藩在奠定“士大夫之学”学术规模的过程中,根植《易传·系辞》的宇宙观和张载的辩证观,依据韩愈“孔墨相用”说而提出“奇偶互用”说。相较清中叶以来“奇偶相生”“奇偶相杂迭用”“骈散相成”“奇偶相间”“奇偶相参错综”等说,“奇偶互用”说确立“奇”为本位、以“奇”兼“偶”的体用关系,主要从行气运辞、天授人事的角度记述奇偶,重塑韩愈古文在学术分途中的连接作用与在文体演变中的典范价值。该说完善并发展了姚鼐“文分阴阳”说,试图纠正桐城理论阴阳分判、偏于阳刚,而创作失之阴柔的流弊。曾国藩大胆接受富有争议的“孔墨相用”说,体现了其在晚清大变局中,借助韩愈归本经子、博学于文的“大贤君子之道”,复兴修己治人、经世致用的大人之学的淑世情怀。

苏轼士大夫精神及其启示意义

苏轼作为中国古代士大夫最典型、最杰出的代表,对他身上所体现出的精神思想的探讨研究,已蔚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无论是“东坡文化”还是“东坡精神”,其归根结底都是苏轼士大夫精神的体现。通过苏轼人生事迹和文学作品的研读,苏轼士大夫精神主要体现在他是一个真性情的士大夫,真诚是苏轼最为动人的本色;他是一个做实事的士大夫,务实是苏轼最卓越的品格;他是一个有气节的士大夫,惜节是苏轼最可贵的个性。苏轼在为政层面上廉政为民的思想、社会层面上求真向善的精神以及文学层面上旗帜引领的精神,仍都具有当代的启示意义。

独臂将军彭清云:白求恩大夫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990年在北京的一次书画展上,一位年过七旬的独臂老将军满怀深情地与白求恩画像合影,弥补了半个世纪来自己没有与白求恩大夫合影的憾事。他说:“是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位老将军就是开国少将彭清云,也是白求恩亲自输血救人故事的主角。

士大夫政治下的赵抃御史生涯述论

士大夫政治全面形成的仁宗朝,长期担任地方官的赵抃入朝出任殿中侍御史。经过真宗朝的制度建设,宋朝的御史与谏官摆脱名不副实的寄禄官状态,开始行使监察的正常职能。从此,合称台谏的御史与谏官在宋代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士大夫政治极大地激发起多数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在尚无激烈党争的相对正常状态下,台谏的言行也让监察制度的反馈机制得到了正常运作。赵抃担任御史的两年间提出大量的奏疏就是明证。除了各种一般性地是正朝政,让赵抃最能显示“铁面御史”风采的,则是与当朝宰相陈执中等权臣的激烈抗争。赵抃言行的典型意义不仅在于他个人的特立独行,更在于他完整地将宋代士大夫的正面风貌集于一身,即儒学思想与士大夫政治氛围这种历史与现实共同铸就的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担当精神。

宋代士大夫礼法观的演进及其影响——以肉刑论争为视角

两宋时期,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肉刑作为一种常见刑罚被广泛运用于司法实践中。与此同时,宋代士大夫围绕肉刑的存废、价值、功能等问题,对建立在“德主刑辅”基础上的礼法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论争,使“明刑弼教”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法律在儒家传统礼法关系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刑罚手段及重刑主义在国家治理中获得更大的正义性和合法性。

“弘治中兴”的革新解读——试论弘治时期的士大夫理想实践

“弘治中兴”是自明代以来史学界用于界定明孝宗统治时期(公元1488-1505年)的特定术语,它代表着史学界主流观点对于明孝宗治下达到的“盛世”^[1]局面的认可。^[2]对“弘治中兴”的政治实践进行剖析,可以发现同明代弘治时期士大夫政治的极盛是分不开的;皇权引导下的士大夫政治在现实政策上进行人事更新和加强监察为主的吏治澄清;在对皇权的约束上强调君德观念的复兴;在对经济政策的调整上要求渗透民本观念。“弘治中兴”因士大夫政治盛行而成为理想实践的标杆,表现出士大夫的精神旨归。

论明代士大夫的“靖难”史书写

明廷官方与民间有关“靖难”史的书写可谓截然对立:明官方极力美化明成祖、丑化明惠帝君臣,民间则反其道而行之。明代士大夫在书写策略上改弦更张,同时美化明成祖与明惠帝君臣,试图以此调和双方的矛盾。为此,明代士大夫在“靖难”史书写中提出“成祖宽仁论”“天命论”“事功论”“建文逊国论”等论述。然而,明官方在为明惠帝正名的问题上始终表现消极,民间也继续歌颂明惠帝君臣、排斥明成祖,致使士大夫的调和书写沦为空谈。民间的书写成为后人对“靖难”史的集体记忆。

我国古代士大夫情怀的核心内涵及其对领导干部的启示

士大夫是我国古代社会的精英群体,具有知识分子和官僚的双重身份,既是国家政权的参与者、管理者,又是社会文化的传承者、创造者。士大夫在追求内圣外王理想人格的过程中,涵养了“士大夫情怀”,其核心内涵集中体现为好学不倦,“知行合一”的人生态度;入仕参政,“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重义轻利,“立身行道”的道德境界;求真务实,“革故鼎新”的革新精神。领导干部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少数”,要从士大夫情怀中得到诸如胸怀“国之大者”,厚植家国情怀;戒空谈尚实干,勇担当善作为;增强忧患意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等启示。

敦煌习字用蒙书《上大夫》民间流变考

《上大夫》是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儿童习字文献。《上大人》为其流裔,并作为过去时代儿童习字的教材,在民间广为流传,先后沿用近千年。在此过程中,《上大人》逐渐向民间文学艺术、民间宗教思想、民间社会风俗等领域拓展,同时衍生出诸多社会功能,在各个阶层中传播。《上大人》在民间文学艺术、宗教思想、社会风俗等领域都有衍生与应用,显示出了由童蒙习字教材领域向更广阔的民间生活扩张的过程,其中也展现了普通民众文化生活的趣味与追求。

太原窦大夫祠民间信仰研究

太原窦大夫祠是历代官民祈雨的场所,到了现代其祈雨功能弱化,但是窦大夫祠在当地百姓心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通过研究窦大夫祠及其馆藏碑刻,梳理窦大夫祠的历史,探究其水神信仰的特点及原因,为太原北部地区文物保护及民间信仰研究做一点贡献。

明清易代后朝鲜士大夫的汉文化认同——以朴趾源《热河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易代后,朝鲜士大夫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通过广泛而隐秘的“怀明”风气显现出来,在朴趾源的《热河日记》中则主要表现为频繁使用明朝正朔,追思明朝恩情以及贬抑清廷三方面。朝鲜士大夫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来源于其华夷观与正统论的影响,而明朝对其的诸多帮助,与清朝两次使用武力征服迫使朝鲜称臣形成鲜明对比,进一步加深了朝鲜对汉文化的认同和对夷狄的鄙视。

第三次宋金战争中的士大夫政治立场——以陈康伯为例

陈康伯在南宋初期的政治史中地位举足轻重,仕途40多年曾因不攀附秦桧党羽被贬,也因崇高的威望与德行身居相位。宋金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到隆兴二年(1164年)四月发生的一系列战争中陈康伯作为朝中宰执,却在立场分明的南宋朝廷内部政治决策中持“中立”政治立场,在采石之战中积极抗金作为幕后指挥之一立下功劳,又在隆兴北伐后转而相对保守。陈康伯作为南宋初期重要士大夫的代表之一,其政治立场与南宋“绍兴十二年”体制到“乾道淳熙”体制之间南宋政治动态的基调息息相关,而这样的政治基调在宏观上体现为一种内在性。以陈康伯的政治立场为切入点论述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动态联系,有利于理解南宋初期政治格局的发展趋势。

走向认同:南唐入宋士大夫新论

南唐士大夫入宋之初,遭遇了一定的限制与区别,但逐渐淡化。宋廷并未对南唐降臣执行“猜防”政策,而应归纳为“有限度区别”政策。这一政策主要是由“祖宗之法”、宋初历史条件、宋政权建立方式所决定的。南唐入宋士大夫通过科举、文化、政治、交游四条路径,逐渐建构起对“宋朝士大夫”的身份认同。从“五代入宋”到北宋中期士大夫政治的成熟,是一个较长时段的历史过程,而宋初融合不同士大夫群体产生的共同身份认同是关键环节和重要基础。南唐入宋士大夫建立身份认同的过程,体现了“宋朝士大夫”是融合不同群体动态生成的。南唐入宋士大夫还通过学术传承和政治言行,有效地促进了北宋中期士大夫政治的成熟。他们是宋代前期历史能动的参与者,而非被动的牺牲品。

从贬谪亭记文管窥北宋士大夫的困境心态

通过对贬谪亭记文创作情况及士大夫代表作品的探索,从实际遭遇和文学观念两方面阐释士大夫迁谪与亭记文创作的关联,以阐述贬谪亭记文的创作契机;结合北宋士风及彼时复杂的政治环境,分析贬谪亭记文中所展现的“兼济”“适意”两种士大夫困境心态;进一步从儒释道文化语境的角度,分析亭记文中所展现的贬谪士大夫对道、理想及人生的重新审视,认为贬谪亭记作为其困境下的作品,更能体现士大夫文化心境的真实、深度。

释“为与士大夫治天下”

北宋神宗时文彦博所云“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今学界一般认为其指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但也有认为此语当解释作“(天子)是替士大夫治理天下”者。通过详细引证比勘诸史料,可知文彦博语远绍孟子“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语,而自汉宣帝言“与我共此(治天下)者,其惟二千石乎”以来,“共治天下”说为包括宋朝的历代君臣所普遍接受,只是文彦博代之以“士大夫”而已。故文彦博所说之“治天下”及其他宋人所云之“共天下”“同治天下”,大抵皆为“共治天下”之意。

从清华简《大夫食礼》再论礼经礼记关系及成篇先后问题

传统经学研究认为,《仪礼》附经之“记”论经文所未备,补经文之阙略,默认记文产生必在经文之后。而以文献学方法细究清华简《大夫食礼》、武威汉简《仪礼》及今本《仪礼》诸篇,所谓经文、记文的内容特征都不能作为判断经记分别、经先记后的绝对标准。《仪礼》应当视作战国时期孔门后学对同类礼文推排疏通、整合归并的结果,经、记是这一编纂过程的同时产物,记文则是将不便整合的内容依序附后。《仪礼》与大小戴《礼记》各篇也应当以积章成篇、整合归并的思路进行研究,讨论篇目章节的结构层次,以及有关联篇章的时代相对先后。此外,《仪礼》十七篇作为整合礼文的最终结果,的确体现出文句整饬、相互照应的特点,严整程度也高于清华简《大夫食礼》。

李阳冰《上采访李大夫论古篆书》蠡论

李阳冰是盛中唐时期的篆书名家,其书法思想主要集中在《上采访李大夫论古篆书》一文中。盛中唐时期的书论主要体现儒、道思想的结合,尤其是道家思想的影响巨大。另外,《上采访李大夫论古篆书》全文使用“形象喻知法”的批评方法,推崇“意象论”,体现出李阳冰的书学观及其崇尚自然的道家思想,其是唐代“意象论”思想的代表之一。

变法、党争与士大夫政治——王夫之的政治理论

王夫之在《宋论》中认为,维持良好政治风气的关键,是避免出现党争。一旦形成党争,君子也罢,小人也罢,都会意气用事,置国计民生于不顾,政治将成为泄愤工具,走向非理性的极化,国家也就随之崩溃。而要避免党争,关键是杜绝体制外的声音。尽管开国体制不可避免会丧失活力,但通过人事变更,上行下效,就能够带动体制自我更新。士大夫政治鼓励体制外发声,不仅会引发无谓甚至有害的变法,而且会催生党争。

北宋“伶人词曲”向“士大夫词曲”的转向——以晏殊词曲为例

一、北宋时期伶人词曲的特点与影响(一)伶人词曲的兴起与发展伶人词曲的兴起与发展与北宋社会和文化的变革密切相关。北宋是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时期,文人士大夫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高,他们对文学艺术的创作也逐渐发展出独特的审美追求。然而,由于文人士大夫通常被束缚于官场和礼仪规范,他们对于真实生活和情感表达的渴望未能得到充分满足。而伶人词曲作为一种直接反映生活、表达真情实感的艺术形式,得到了社会底层和文化边缘群体的热烈追捧。

海阳秧歌剧中乐大夫服饰造型戏剧性分析

服饰造型的戏剧性研究在秧歌剧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对海阳秧歌剧中乐大夫服饰背景文化、形成原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并将乐大夫服饰以其形制产生的原因进行分类。从不同时期服饰造型以及同一时期服饰造型所体现的戏剧性两方面对乐大夫服饰造型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海阳秧歌剧中乐大夫服饰造型受独特的秧歌特征、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等影响,呈现民间社火性、尚武拥军性、齐鲁传承性等戏剧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