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协调”与“大妥协”:条约网络、银行团与辛亥革命的路径

基于“妥协-限权宪法-自由与繁荣”这一联想链条，一些研究者将辛亥革命中的南北妥协、清帝逊位视为一个包含发展出“限权宪法”潜能的政治妥协事件。这一联想机制基于一种良好愿望，但与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之间存在着极大的脱节。1911—1912年，英、法、美、德、日、俄六强在中国问题上达成的“大国协调”是塑造“大妥协”走向的关键性外因：列强拒绝给予深陷财政困境的清廷与南京临时政府任何一方贷款。强调只有一个更加稳定的、能够代表全中国的政府才能获得列强的财政支持，并支持袁世凯尽快获得实权。这一协调的制度基础是列强之间在辛亥革命前形成的条约网络与银行团机制。列强的“大国协调”加速了“大妥协”的达成，这一妥协对于多民族国家保持统一具有积极意义，但其中包含着的共和政治建设共识极其稀薄；同时，列强对袁世凯的支持不断拉大中国国内两大阵营的资源差距，加上国家机器的碎片化带来的困境，使得这场妥协极难产生一些当代论者所期待的“限权宪法”的结果。

“大妥协”：清王朝与中华民国的主权连续性

中华民国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基础上建立,但大致完整继承了清王朝的版图与人口。这一主权连续性的建立,离不开清皇室、北洋集团以及南方革命派、立宪派之间的一场"大妥协"。"大妥协"的核心环节是清帝和平逊位,宣布向全体国民让与主权,以及南北两个临时共和政府以南方选举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的形式完成融合。"大妥协"为中华民国对清朝版图与人口的继承提供了法理根据,避免了激烈内战与更为严重的边疆危机。但由于缺乏进一步的精英共识与政治信任的支撑,"大妥协"的成果未能持久。

共识条件下最小最大妥协的直觉模糊数集结方法研究

直觉模糊集(IFS)理论是描述广泛模糊事物的重要工具。为减小决策过程中个体偏好值与群体偏好值的差异,协调个体与群体间矛盾,提升决策结果的执行效率,本文提出最小化最大妥协度(Minimize maximum compromise)的决策准则。给出直觉模糊环境下的,个体偏好值的集结算法及决策方法,并分别考虑了有无共识条件、有无决策主体权重的三类决策情景。最后给出算例,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结果表明,相较于I-IFOWG算子,本文方法能够有效降低群体决策中个体的妥协程度。

从国家建构看辛亥革命——从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一书谈起

在辛亥革命史教学中,有些问题时常萦绕心头,挥之不去: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为何从最初的“驱除軼虏、恢复中华”转变到后来的“五族共和”?武昌首义后,中华民国国旗为何从武汉军政府时期的“十八星条旗”变为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为何同一时期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都是以崩解而终止,并都导致了领土分裂与境内少数民族的独立,而清帝国的终结却是将领土和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由中华民国继承,从而维护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