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办学自主权(1952—2012):政策变迁的制度解释

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扩大与落实取决于大学的自主性及外部控制的程度。中国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演变经历了建国十七年、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转型期三个阶段。政策变迁经历了集权—放权—集权—放权的多次反复,但始终没有跳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中国大学办学自主权之所以成为久拖不决的政策难题,主要源于宏观制度环境的制约、行动者认知方式的制约以及制度的历史累积效应的影响。任何政策变迁都涉及三个基本因素:环境、行动者和制度。政策变迁实质上就是行动者在一定环境制约下变革旧制度、创造新制度的过程。

宪法思维下的大学办学自主权问题研究——以大学章程建设为视角

大学自治在西方社会早已成为一种惯例和常理,这与西方在中世纪时期诞生的"市民社会"一脉相承。大学章程建设情况是大学办学自主权是否得以良好实现的"晴雨表",从大学章程的制定现状可以管窥大学办学自主权的实现情况。大学章程作为大学办学自主权实现的宪章,亟需在我国公立高校予以制定并发挥实效。

中国大学办学自主权1949—2010:政策变迁的制度解释

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扩大与落实取决于大学的自主性及外部控制的程度。中国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演变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转型期三个阶段。政策变迁经历了集权—放权—集权—放权的多次反复,但始终没有跳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中国大学办学自主权之所以成为久拖不决的政策难题,主要源于宏观制度环境的制约、行动者认知方式的制约以及制度的历史累积效应的影响。任何政策变迁都涉及三个基本因素:环境、行动者和制度。政策变迁实质上就是行动者在一定环境制约下变革旧制度、创造新制度的过程。

高等教育治理的政策范式:办学自主权的国际比较

政策范式直接影响决策者理解世界的方式,并规定行动者的角色。根据政府与大学的理想角色,世界大学治理主要有3种基本政策范式:国家本位、高校本位、市场本位。罗马传统的高等教育体系遵循国家本位的政策范式,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高等教育体系传承高校本位的政策范式,市场本位的政策范式是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高等教育体系与美国实用主义结合的产物。在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政策变迁上,当前世界两大高等教育体系正在逐步靠近。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高等教育体系正在从"松散的安排"向"严密的正规体制"转移,罗马传统的高等教育体系正在由"集权体制"向"分权体制"转移。从隔离型大学走向介入型大学也是两种传统共同的发展趋势。

大学章程:现代大学法人治理的制度保障

大学章程对现代大学法人治理的保障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大学章程是现代大学法人制度建立的标志;大学章程是现代大学法人设立的法律要求;大学章程是现代大学法人自治的核心构建;大学章程是现代大学学术自由的重要保障。

浅论大学自治及其对我国高教体制改革的借鉴意义

本文追溯了西方大学自治的产生、发展历程,指出大学自治理念对当前中国高教体制改革的借鉴意义,着重分析了中国高校"去行政化"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双一流”建设的三重突破:体制、管理与技术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需要突破三重障碍。一是体制障碍,即宏观层面的'体制与结构'问题。其核心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关键是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二是管理障碍,即中观层面的'组织与管理'问题。其核心是如何处理学术与行政的关系,关键是落实基层学术组织(院、系、研究所)自治权。三是技术障碍,即微观层面的'知识与课程'问题。其核心是如何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关键是推进学科专业课程一体化建设。我们认为,技术突破和管理突破以体制突破为前提。在外部体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单方面进行大学改革,很难取得应有成效,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同时,必须充分发挥组织的能动性。即使在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大学组织依然可以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

“双一流”建设中的学术突破——论大学学科、专业、课程一体化建设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核心是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关键是推进学科专业课程一体化建设。应坚持以改革为动力,确定优先发展学科领域,重构专业教育理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重视课程建设,建立系统化的学术评价国际标准制度,加快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中西方大学与政府关系演进研究

大学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核心是大学自主与政府控制,在形式上表现为直接干预与间接干预,在内容上表现为国家教育权与大学办学自主权。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来审视中西方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演进,发现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演变而变化,其演进本质是一种制度创新过程。当大学与政府关系协调均衡时,大学办学自主权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保障,而国家教育权也能以适切的方式介入大学。

关于高等学校学术权力的几点思考

学术权力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学术规范权;二是学术评价权;三是学术资源配置权。当前学术权力行使中存在学术权力行政化,学术权力市场化,学术权力庸俗化等问题。对此,应让学术权力回归学术。正确认识学术权力,坚持学术本位;尊重学术规律,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加强制度设计,实现民主办学、教授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