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无用:高等教育职业主义化反思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深深地嵌入到经济体系的运作之中,这表征在高等教育领域,是大学的职业主义化。过分强调大学现实支付能力的结果,是学生得到了知识,却未受到教育;社会失去深度,国家经济长远发展留下隐患。从最功利主义也最理想主义的意义上来看,需要淡化大学的经济功能,促进高等教育机构的功能分化,明确大学定位。在此基础上,承认大学在某种程度上的无用性,大学回归求知共同体的本相,从而以潜在的、间接的方式最为深刻地促成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

民国时期“大学无用论”研究(1930—1936)

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知识界首次就大学教育问题展开大讨论。“大学无用论”的雏形孕育于20世纪20年代,盛行与发酵于20世纪30年代,是特定时代下高等教育转型的必然结果。学校内部问题、民国大环境和大学生自身因素是当时大学无用的主要原因,并由此构成了大学无用的基本表征。同时,“大学无用论”也蕴含着对极端思想的反思和批评,并催生了时人使大学变“无用”为“有用”的思考与探索。“大学无用论”的流行反映了民国大环境影响下的教育界焦虑与危机,为当前中国教育转型时期的平稳过渡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越轨行为之外:大学生隐性逃课的社会学分析

隐性逃课是指学生上课时消极参与课堂教学的精神旷课行为,多被认为是越轨行为的一种表现。从社会学视角切入,对大学生隐性逃课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将隐性逃课视作越轨行为实际上是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过程中简单定性的结果,是对隐性逃课性质的片面反映。这种越轨定性导致了对隐性逃课功能认识、原因分析和应对路径设计的偏离。大学生隐性逃课具有社会根源,是多元社会与高校统一管理之间的张力以及大学无用论和信任危机的产物。在越轨属性之外,大学生隐性逃课还是一种去学校化的反抗和师生之间的默契妥协。因此,对于大学生隐性逃课,应将其置放在社会背景中加以思考,引发人们对社会根源和社会规则本身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