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学行政权力的重新配置——基于“三权制衡”模式的思考

围绕大学组织有三种不同性质的力量形态:市场权力、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三者之中行政权力居于强势地位。随着市场力量的崛起、行政管理理念的转变和学术力量的回归,要有效提高大学的办学效率,必须对其行政权力的配置进行合理调整。而在行政权力调整过程中则应注意明确行政权力的势力范围,转变其作用方式;明确权力主体,外放行政权力;明辨权力性质,重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等。

中国大学行政权力合法性实践

中国大学普遍存在政府控制办学、实用功利取向和自治传统缺乏,导致大学行政权力在过度强化自身、过度追求政治合法、过度依赖政府办学资源、过度凸显科层制管理中陷入合法性困境。大学行政权力只有在大学治理中坚守合法性,认清科层制在大学管理中的异质性,并且做到实质合法与形式合法的统一,才能在实践中合法行使。

中国大学行政权力合法性辩护

大学行政权力在中西方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理解。在西方社会,随着大学的发展和演变,大学行政权力由学术权力、政府权力、市场权力等让渡和授权而生,中国大学则与之相反。中国近代大学与国家"同生同构"的百年发展史为大学行政权力提供了国家建构中的政治合法、社会组织的公共责任、公共资源分配的制度依赖、内部管理的科层制模式等合法性基础,也建构了目前中国大学的权力形态。

大学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几个基本问题

长期以来,行政权力在通过各种途径强势控制大学的同时,也给自身带来许多误读,从来源、范畴和合法性基础等角度进行澄明是建立清单制度的前提。在大学治理现代化、国家推行权力清单制度、行政权力本身面临诸多问题的背景下,让以限权为目的的大学行政权力清单制度从逻辑和现实层面成为可能。在清单的制订过程中,确定行政权力的价值、法治和专业边界以及通过大学章程来重构高校办学自主权和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显得尤为关键。

大学章程是制定大学行政权力清单的内在依据

制定大学行政权力清单有助于推进大学办学自主权的实现和大学治理现代化。大学章程作为大学的最高纲领,其地位和内容为制定大学行政权力清单提供了法理和内容依据,依此制定清单时必须坚持大学行政权力为大学服务、利益相关者和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等基本原则。

塑造大学行政权力之魂

大学行政缺乏自我认同，故在寻找自身存在合法性基础过程中导致大学行政权力泛化，看似强大的“行政权力”其实是一种“狐假虎威”式的权力，而属于大学行政本身的权力却微乎其微。塑造大学行政权力之魂，培养大学行政自我认同感，树立大学行政主体意识，确立大学行政理念，准确定位大学行政权力以及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化，是改变当前“行政权力过大”困境的根本途径。

《教育评论》作者著作推介

《中国大学行政权力合法性研究》作者:李从浩2018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全面依法治国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建构科学合理、权责明确、协调有序的权力结构是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题中之义,让大学各种权力合法运行是大学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大学行政权力随着大学发展和演变由学者权力让渡而来,从大学自身发展需要和政府授权中获得了合法存在,在公共责任、科层制、政治合法和资源依赖方面建立了合法性基础。中国大学行政权力不仅具备一般大学行政权力的合法性,而且在国家建构和政党治国等方面具备合法性。

学术权力合法性危机与大学组织结构变革

我国大学行政化泛滥、学术权力式微,深层次原因是学术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动摇,引发了合法性危机,以致被迫让位于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合法性危机源于大学组织结构的变化,而大学组织结构的变化又是由整个社会组织系统的变化引起的。学术权力与大学组织结构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和被规定性,因而,要解决合法性危机,彰显学术权力,必须着眼于大学组织结构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