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坤挪移玄机深 晚清官制改革中的“改寺为院”

晚清大理院是"预备立宪"背景下、官制改革过程中以大理寺为基础改设的最高司法审判机构,在中国司法制度史上意义非凡。不过,这一"改寺为院"的路径设计并不合理。在"三法司"中,刑部才是实质上的全国最高司法审判机构,大理寺仅为慎刑机构,并非改设最高司法审判机构的最佳选择。然而,朝野之倡言、功能之比附、名称之相近、操作之易行,为"改寺为院"提供了舆论、制度、语义与实践基础;对日本亦步亦趋的模仿,则将刑部定格在司法省的位置,阻断了"改部为院"的思路;而集权管控,实现"大权统于朝廷"的官制改革目的,则是清廷最终决定"改刑部为法部,改大理寺为大理院"的内在动因。这一司法机构改革的路径设计,导致大理院与法部之间权限纠葛不断,严重影响了司法改革的进程,致使最高司法审判机构位居行政机构之下,为司法独立埋下了观念障碍。所有这些,均对中国的司法理念与司法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或多或少地制约着今天的司法构造与司法运作。

近代日本的城市化浪潮与土地征收

近代日本的土地征收案件中,最多的是损失补偿额方面的纠纷。关于土地征收工程的发起人、工程费用负担人、征用权人、损失补偿义务人里面,谁应该作为被告,存在较大的分歧。1926年7月20目的大审院第二民事部判决认为,损失补偿诉讼应该以县知事为被告。1930年1月29日的大审院民事联合部判决则部分地吸收了雉本朗造的观点,承认了复数的补偿义务人。而美浓部达吉认为,被告应该是发起人,他将发起人分为国家、公共团体和私人三种,之后他又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将发起人限定为工程费用的负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