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宰府的成立与古代日本对外意识之嬗变

大宰府在古代日本对外关系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宰府的成立及其职能的变化与东亚世界情势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作为前近代东亚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主导着国际局势的动向。对于古代日本而言,外交意识如何跟进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情势的变化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宰府的成立和职能的变化,反映了古代日本对外意识嬗变的外在动因。

宋日两国文书中年号问题探析

在朝贡一册封体制之下,东亚通用或部分通用中国历法,此即所谓"奉正朔",这是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的象征。唐后期以来中日间中断国交后,年号的标写成为双方非正式国交文书往来较为敏感的一个纪年方式。大致说来,宋、日、丽三国文书在标写时间时,日月均一致,但各国或各自标写本国年号,或采用对方年号,或既书本国年号又书对方年号,这些较为复杂而敏感的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各国在重视主权和自尊的共同意愿下,又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一定的利益需求而作出相应变通的实际状态。

明州出海唐商的兴起与东亚贸易格局

根据对9世纪从明州出海前往日本贸易的唐朝商人情况的考察,从明州出海的唐朝商人能在9世纪后期主导对日本的贸易,得益于以下三方面因素:一,明州港在中日海上航线的优越位置开始发挥作用;二,浙东地区盛产丝绸和陶瓷等货物,为跨国贸易提供了可能;三,当时东亚贸易势力之主体——新罗张保皋海上势力覆灭,同时,日本对唐货也表现出强烈的需求,对唐商高度重视。这一切都促成了明州出海唐商的迅速崛起。

平清盛与宋日贸易

宋日贸易指的是宋朝与日本之间的非官方贸易活动,是遣唐使制度废止之后重新开始的中日往来活动。虽统称宋日贸易,但实际上北宋与南宋时期的宋日贸易存在巨大差别,其频繁的程度、贸易港口、贸易品、贸易主体都发生显著变化。尤其是日本方面的平清盛掌权后,先后兴建严岛神社和神户港,整饬濑户内海航道,积极推进对宋贸易政策,改变了日商在宋日贸易中完全处于被动的局面,宋日贸易日趋繁荣,进一步促进了中日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东亚贸易体系形成与封贡体制衰落——以唐后期登州港为中心

"朝贡体系"论是当今海外学术界诠释古代中国对于东亚贸易体系所起关键作用的一种理论。东亚贸易体系最初形成,滥觞于安史之乱后淄青镇节度使的经济利益驱动,由于他握有唐朝对新罗和渤海国交往的涉外权利,以登州港为中心,地跨唐朝与新罗、渤海两国间的走私贸易开始出现;在淄青镇李氏割据势力被平定后,张保皋所主导的登州与新罗、日本间的海运贸易也渐成规模;五代十国以及宋元以后,随着以市舶司制度为核心的"互市体制"的确立,东亚海运贸易网络也不断发展。从历史的长时段观察,"朝贡体系"论既不能作为东亚贸易体系之表征,也不能说明前近代东亚贸易体系的形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