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来语大屠杀文学与幸存者作家

二战结束后,犹太作家尤其是以色列希伯来语作家在反映与表述历史灾难方面面临着一种艰难的挑战。以卡-蔡特尼克和阿佩费尔德为代表的幸存者作家,从幸存者的独特视角对民族历史与民族灾难进行回顾与反思,触及犹太人历史、宗教信仰与道德规范中某些本质的问题。同时,又将目光移向战后犹太人,尤其是幸存者在以色列的生存与命运,探讨大屠杀幸存者如何负载着沉重的记忆负担、在新环境中寻求生存途径。这样一来,他们的文学既在解说民族历史,铸造着民族记忆形式,又同现存社会语境与政治话语建构起某种象征性的联系。

南京大屠杀文学叙事的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

日军侵华南京大屠杀的文学再现叙事,是对侵略者罪行的深度揭示和批判性追溯,也是对战争创伤“记忆之场”的构塑。在“后记忆”时代中关涉“历史—记忆”的框架下,探讨中日南京大屠杀记忆的差异与分歧,探究南京大屠杀文学书写如何召唤民族集体历史记忆和国家认同。南京大屠杀文学叙事应是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协作,同时应重视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合理运用叙事策略,使历史记忆升华成为文化记忆,而文化记忆的正确内化,是型塑国家认同的思想防线。

文学虚构与历史再现——从希伯来语大屠杀文学看历史建构之维度

海登怀特是叙事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他着重关注了文学与历史之间边界的模糊性。希伯来语大屠杀文学作为一种横跨历史与文学的创作样式体现了历史与文学的互渗。文章主要借助海登怀特的历史书写理论,通过对希伯来语大屠杀文学的分析,从意识形态、美学和道德三个方面来考察历史建构的维度,继而展现个体记忆取代官方记忆,小写历史取代大写历史,多元异质声音共存的后现代史学特征。

论莫迪亚诺的大屠杀文学书写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自处女作《星形广场》伊始,纳粹大屠杀在其众多作品中或隐或现,他在回溯历史的残片中建构了迥异于幸存者或幸存者二代的大屠杀文学书写,他在支离破碎的历史中寻求身份的确认,在创伤中抵抗遗忘和沉默,唤醒命运的记忆并重构了大屠杀文学书写的意义。

“创伤性”文化记忆与“疗愈式”文学想象

本文以美国犹太作家辛格的《冤家,一个爱情故事》和德国作家施林克的《生死朗读》为研究对象,探究创伤运作机制下关于纳粹大屠杀历史的文学想象性呈现。创伤理论建基于精神分析学和社会学,重点观照集体无意识下的历史访问模式或强迫症式个体记忆机制,可为我们理解历史与现实、记忆与遗忘、沉默与发声、创伤与创造等多重纠葛关系提供新视角、新方法和新洞见。两部作品书写个体在历史灾难中遭受的身体和精神创伤,揭示了大屠杀浩劫中犹太民族和德国民族经受的创伤效应。关于纳粹大屠杀的创伤书写既是个体表达,又是纷繁复杂的社会建构。两部作品从不同视角和维度检视和反思后大屠杀时代美德社会心理与文化思潮,尤其是美国犹太人的身份焦虑、美国社会进步式和悲剧式叙事、德国人的集体耻辱,以及欧美文化对传统宗教和道德哲学的普遍怀疑。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面对宗教、政治、文化仇恨和冲突造成的种种个体和集体创伤,不同文化群体之间进行谈判、对话、磋商和合作,这可能是最审慎、最可取、最富建设性的文化选择和文化参与。

见证的文学,文学的见证--纳粹大屠杀幸存者文学在施害者研究中的意义

跨学科视野下的纳粹施害者研究,目前主要聚焦于对官方历史档案和施害者文献的分析解读,归根到底是对施害者形象自我塑造的探讨。由于大屠杀受害者文学在这一研究中一直处于从属地位,纳粹施害者在他们的文本中留下的历史映照几乎无人触及。在梳理现有研究脉络和探寻问题根源的基础上,本文从大屠杀幸存者作为历史见证人的身份构建出发,揭示见证者对历史事件的身体在场和情感记忆的独一无二性和不可取代性,既让他们的文学证言区别于其他作家群体笔下的大屠杀书写,又使得他们对历史真实的主观见证和以往学界中对历史事实的客观求证相得益彰,从而有力地补充并丰富了当前对施害者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