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示罔极:元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诏书立碑问题探究

将加封孔子诏在全国范围内刻石立碑,是元朝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后又一项影响深远的政治举措。立碑之议起于元武宗至大二年,至大三年立碑圣旨已普遍下发到各地。然因各地对待立碑圣旨态度不一、立碑方式不同,导致各地树立加封孔子诏碑的时间存在较大差异。出现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元朝对儒学推崇的力度有限,该态度影响到了立碑圣旨的执行效力。然不可否认的是,加封孔子诏碑对提升元朝儒学的政治地位、为儒家文化的生存发展争取更大空间、推动元朝的“汉化”进程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树立加封孔子诏碑与加封孔子相辅相成,实现了将元朝崇儒之义“昭示罔极”的目的。

元代尊孔“大成至圣文宣王”的由来

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九月，刚即位不久的元武宗海山玺书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举措对元帝国继承尊孔崇儒的传统具有积极意义。笔者去年曾发表拙文《元朝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的背后》，认为元朝加封孔子尊号“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始作俑者是著名儒臣、翰林学士承旨阎复，理由是阎复参与了加封孔子尊号的议论，更是加封孔子制诏的起草者。元武宗尊孔的目的是为了元朝的长治久安，

重订曲阜孔庙元代加封孔子碑两通

曲阜孔庙有两通元碑,一通刻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的诏书,另一通刻加封孔子的圣旨以及致祭孔子、颜子、孟子的祝文三首。鉴于目前学术界的释文存在一定不足,有必要重新释读这两通碑文;并借此重订,进一步了解元代尊孔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其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