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礼学精义的学术传承与《大戴礼记》的文体意义

《大戴礼记》的成书,是儒家礼学精义的传承在汉代的一种学术形态。《大戴礼记》作为杂记类文献,其选编的篇目涉及到礼学观念在衍生发展时所涉及的各种文体。《大戴礼记》的选编,向我们揭示了文体的嬗变与礼学精义的传承是同步进行的。对于《大戴礼记》所收篇目的考察,将使我们重新理解文体的发展变化,不仅有外部的特征,也受其内在知识和观念扩展的影响。

朱熹的《大戴礼记》研究

朱熹对《大戴礼记》的态度是有保留的,他对于《大戴礼记》的认识应是基于学术的直觉,具体成果体现在《仪礼经传通解》中。这是将《大戴礼记》融入到儒学经典体系之中,特别是礼学经典体系之中进行会通式研究的一次尝试。

关于《大戴礼记》源流的几个问题

《大戴礼记》是儒家一部重要典籍,但其源流方面迄今存在许多问题,诸如成书时代及渊源,编撰之作 者,与《小戴礼记》之关系,今之十三卷本之由来等。《大戴礼记》确为西汉戴德所辑传之书,它是戴德在所受后仓基 础上增益而成的。今本是大戴原本的节选本,而非残佚之本,更非伪作之品。

上海博物馆竹书《内豊》与《大戴礼记》“曾子十篇”

上海博物馆竹书《内豊》具有非常宝贵的文献价值,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关于《内豊》篇,整理者对竹简的编联可取。《内豊》附简文意体现了“中庸”的思想,值得重视。以《内豊》为参照可以看出,《大戴礼记》“曾子十篇”当与曾子及其门人密切相关。

《大戴礼记·易本命》象数发微

本文通过对《大戴礼记·易本命》中一段资料的分析,认为这段资料的言论被置于“易”的境域中,论说者是从易道的高度阐发万物性命之理的,其论说本于古易象数,采用了“义理本于象效”、即“观象系辞”的阐述方式。由此,本文对《易传》“观象系辞”和古籍中“义理本于象数”的学术理路和阐述方式的合理性进行了哲学思考,从“象”的本质入手,给出了其必然理由。

《大戴礼记》版本新论——十三卷刻本以前抄本的流传及十三卷刻本的生成蠡测

《大戴礼记》传世版本以十三卷本为主,历代史志目录、公私书目均有记载。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著录有"《大戴礼乔记》八卷,汉乔仁",以此为突破口,可以考证出《大戴礼记》在东汉至南宋时期至少有八十五篇本、桥仁编选本、卢辩注本、十三卷本、十卷三十三篇本、十卷三十五篇本、十三卷四十篇本7种版本流传。北周时卢辩以桥仁编选本作注并拟定篇卷,汉晋古注、唐宋经疏类书征引的是原八十五篇本。韩元吉将隋唐以来流传的十三卷抄本和卢辩注本合刻,其篇卷及目录依据十三卷本,若其正文与卢辩本内容重合则以卢辩注本正文和注刊刻,其余内容则依据十三卷本正文,韩元吉刻本是今十三卷本的源头。

《大戴礼记》诂正

《大戴礼记》因不为两汉经师所传注,以致篇章残落,亡佚过半,今本多有残缺的内容。自北周卢辩作注以来,至清代校释者甚多,然疑义未能尽明,今选取部分条目加以辨正,以资探讨。

《礼记·坊记》连续四篇与子思、《大戴礼记》礼治思想之关系

《礼记·坊记》与《中庸》《表记》《缁衣》次序相承,体例相近,刘向之《别录》将其归属"通论"类。《隋书·音乐志》引沈约之语,指称汉初由于典章简略,故诸儒摭拾遗简与礼事相关者加以编帙,其中,《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揆诸《坊记》等四篇所论之宗旨,乃申论礼之大本及其致用之道,而《坊记》与《大戴礼记·礼察》之内容也有重出之现象,故而《礼记·坊记》等连续四篇与子思以及《大戴礼记》礼治思想之关系如何,值得一探究竟。由于唐代编纂"五经正义"之时,《礼记》已名列其中,相关研究资料保存最多,因而讨论遂以《礼记》资料为本,再整合子思以及《大戴礼记》有关礼治思想之内容,试图勾勒彼此之思想联系状况。

《大戴礼记》版本三题

通过考察《大戴礼记》版本方面的三个争议性话题,认为《夏小正》虽为《隋书·经籍志》单独著录,但在《大戴礼记》中仍然存在。今本《大戴礼记》确为《隋书·经籍志》著录版本,它是部分亡佚后的残本,而不是卢辩节选本;由于当时书籍属于卷轴装,其残缺多以卷为单位;今本仅部分有注的情况,可能是后人将无注本与残缺的有注本合并的结果。明焦竑所著录的《大戴礼乔记》八卷,并非汉乔仁的著作,而是明人割截《大戴礼记》有注之八卷的结果,这与明人好造伪书的风气有关。

卢文弨、戴震校勘《大戴礼记》考论

清代学者卢文弨、戴震校勘《大戴礼记》的成果最先由卢见曾刻入《雅雨堂丛书》之中。而雅雨堂本《大戴礼记》实有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两种刻本,后世多误之为一。戊寅本以卢文弨校注为主,并融合了惠栋、戴震的校勘成果;庚辰本则用戴震校本,系戴震在卢见曾幕府时校勘所得,后出转精。《四库全书》本《大戴礼记》系戴震在雅雨堂本的基础上,广集众本,参互考证,从而将《大戴礼记》校勘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卢文弨、戴震合校《大戴礼记》,厘正了《大戴礼记》在流传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为后世《大戴礼记》学研究奠定了文本基础。

王文锦《大戴礼记解诂》点校本正误

中华书局于1983年出版的王文锦校点《大戴礼记解诂》是研究礼学的重要典籍,但存在校勘、标点不当之处。或由于据误本录文,对校疏漏;或不明反切而误点;或引文误断起迄;或书名标点不当;或词语理解有误,句子被点破,文章试予以补正。

论清代的《大戴礼记》研习——兼谈传统经典与科举

清代是《大戴礼记》研究的高峰期。自戴震、卢文弨等相继校订后,有关它的专书研究和专篇研究佳构迭出。清代学者对《大戴礼记》的经典价值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挖掘,并有了新的认识,普遍认为不仅材料可补载籍之阙,可证传统经典笺疏,而且与早期儒家理念、与"三礼"相表里,尤其《曾子》十篇与《孝经》完全一致,地位远在《大学》《中庸》之上。因此,《大戴礼记》作为儒学经典的地位不容置疑,历代以来将其视为正经附录的做法颇失公允。也正是因此,宋代以来有关《大戴礼记》"列为十四经"的说法,有无史实根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十四经"之一,受到重视和表彰。借助科举这根指挥棒,《大戴礼记》逐渐受到士子的关注,有关它的基础性知识也逐渐得到普及。

《大戴礼记补注》的解经方法与思想价值

清代学者孔广森的《大戴礼记补注》,是清代《大戴礼记》最重要的新疏之一。其解经方法集中在广收异本、校勘文字,读破假借、释义简明,考辨史实、详解制度等三方面,为《大戴礼记》提供了简明易读的读本。其思想成就则体现在"缘情制礼,上下不援"的礼制观、"外内合一,勿虑难治"的修养观、"进贤退不肖,损益因时"的治国观、"阴阳化成,质疑灾异"的自然观四方面,特别是开启了清代礼学"以礼代理"转折的先河。

魏晋南北朝《大戴礼记》研习考

相对于《礼记》,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戴礼记》并不被普通知识阶层重视,但研习者时或有之,并出现了最早的注本。今本卢辩《大戴礼记注》虽非全璧,但仍有助于进一步校正、理解《大戴礼记》原本,是我们接近《大戴礼记》源头的桥梁之一。

《大戴礼记》与秦汉易学

《大戴礼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不仅为研究中国早期儒学提供了基本资料也为《周易》研究和秦汉易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视角。遍检《大戴礼记》一书,特别是《主言》《哀公问五义》《哀公问于孔子》《礼察》《曾子立孝》《曾子制言》《劝学》《子张问入官》《诰志》等篇目,摘其句,训其词,辨其义,可以发现,其中多有与《周易》经传相通之处,而《大戴礼记》与秦汉易学之关系亦昭然可见。

《新编汪中集·大戴礼记正误》点校商兑

广陵书社于2005年3月推出的《新编汪中集》,是国家清史工程《文献丛刊》中当代学者整理的一项重要成果。由于礼学典籍较为难读,其中《大戴礼记正误》的点校尚有若干失误,本文就此提出商榷意见,或于国家清史工程有＂一得＂之助。

对读《子产》篇与《大戴礼记》:兼论先秦儒家思想的两条路径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收录《子产》篇所述内容与儒家思想密不可分。通过对《子产》篇部分简文与《大戴礼》部分篇章的对读及阐释,可以理出儒家内外分殊的两条思想进路,即注重上下相通、内外求索的儒家思想倾向;同时,《子产》篇反映出的重法明刑的儒学路径,与《荀子》诸篇颇多相合,使我们可以从子产到荀子,梳理出一条迥异于叔向、孟子的儒学思想脉络,这对深入挖掘先秦儒学思想脉络、重估子产在先秦儒学系统的地位,不无裨益。

《大戴礼记·用兵》与孔子“禁残止暴”思想探析

《大戴礼记·用兵》是专门记述孔子军事思想的文献,因曾有学者对其可靠性提出质疑,从而使该篇文献的学术价值受到了严重忽视。实际上,《用兵》篇是传流有自的可靠文献资料,它本属于《孔子三朝记》的内容,后经戴德辑录而编入《大戴礼记》。《用兵》篇是对孔子有关战争得失的经验总结,他将战争区分为"圣人之用兵"和"贪者之用兵",进而形成了他的"禁残止暴"思想。

从《大戴礼记》词语看《汉语大词典》若干疏失

《大戴礼记》是一部词汇量比较大的古代典籍。通过对《大戴礼记》词汇的研究,并与当今最权威的大型语文工具书作比较,发现《汉语大辞典》存在词语失收、义项失收和例证过晚等问题。《大戴礼记》词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纠补这些疏失。

《大戴礼记》“勿勿”解诂

《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君子终身守此勿勿也。”《大戴礼记·曾子制言》：“故君子无悒悒于贫，无勿勿于贱。”卢辨注曰：“勿勿，犹勉勉。”“勉勉说”为历代注释《大戴礼记》者所沿用，亦为古今一些字典词典解释“勿勿”一词时所沿引，但也有学者对《大戴礼记》中“勿勿”的“勉勉”义提出质疑，如清代学者王树楠在《校正孔氏大戴礼记补注》中说：“勿勿读为忽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