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言撰制与魏、齐文运承变

自北魏熙平年间迄至齐末,笔盛文衰成为基本的文运态势。温子昇、邢邵、魏收因在中书、门下掌撰王言而相继成长为文坛领袖,制诰权的予夺更成为当局塑造并控御文坛的有效杠杆。魏收“大才士”论抬高辞赋的人才评价功用而贬低“章表碑志”,实在于摆脱舆评对于文枢秘职所持“几案之吏”的固化印象。魏收在高齐皇权的扶植下成为军国文书、国史礼律的主撰者,同时也变成文坛争议的焦点所在:针对王言撰制的程式化与原创性,魏收与邢邵展开争鸣;围绕制诰权与监史权,魏收又与阳休之产生朋争。上述汉人文官内部的矛盾至齐末让位于胡汉之争,文林馆为魏收、阳休之、祖珽、张雕等文儒领袖联合应对鲜卑排汉提供了契机。文林馆隶属门下,又充分吸收中央文枢部门、公府以及并州军府的后进文官,在主导北齐国家文化建设的同时,也附加了对抗鲜卑贵势的政治功能,客观上又为周、隋中央文枢组织建构以及文坛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