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扶贫格局打破双重扶贫悖论——改革开放40年扶贫政策创新

个体与区域双重扶贫悖论是世界性难题,确保到2020年脱真贫、真脱贫是我国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奋斗目标。以中央发布的20个一号文件为研究样本,运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方法进行文本内容分析和政策工具量化分析,研究农村扶贫发展历程和政策演化,得出以下结论:20个中央一号文件基本全面地构建了中国农村扶贫体系,扶贫瞄准目标不断下沉,扶贫主体不断扩充,"三位一体"的扶贫模式逐渐形成,经济开发和社会保障组成了全面的扶贫手段;扶贫政策工具数量不断增加,但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较为欠缺,社会和市场参与还不充分;大扶贫格局逐渐形成,政策工具结构不断优化和完善,坚持以精准扶贫为抓手的大扶贫格局是打破双重悖论的有效保证。

全民参与的大扶贫格局构建研究——以旅游扶贫为例

当前,全民动员、全民参与扶贫已经成为我国扶贫工作的一个趋势。在大众旅游时代,旅游已经成为大部分人的生活常态,加上互帮互助的社会风气和企业的社会责任,全民参与旅游扶贫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但是,如何将庞大的社会爱心汇聚到贫困乡村地区发展乡村旅游来达到脱贫致富的目的,实现乡村振兴,就需要构建一个全民参与的旅游大扶贫格局,让企业、组织和个人以各自更加有效的方式都参与进来,和地方政府一起,从提供基本生产生活保障、资金支持、产业对接、智力支持、人才支持和市场供给等多个方面来构建一个庞大的社会帮扶网络,为贫困乡村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提供有效帮扶。

大扶贫格局下高校教育扶贫的优化路径——以福建省高校为例

以福建省高校为例,分析高校推动教育扶贫的成功做法和不足之处,主要包括:力度加大但内生动力不足;形式多样但合力不够;内容丰富但针对性不强;平台多层次化但信息化服务程度不高等。据此提出大扶贫格局下高校教育扶贫的四维优化路径,包括:优化高校人才培养和干部考核体系,增强帮扶动力;优化高校与其他社会力量联动机制,形成帮扶合力;优化高校教育扶贫平台,实现校村之间知识和信息对接;优化政府对高校教育扶贫的保障体系,确保资金政策稳健落地。

大扶贫格局下农村金融扶贫的难点及其对策

构建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主要包括国家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企业扶贫三方面。这个格局为国家扶贫工作的推进提供了方向标,铺垫了道路,又拓展延伸了农村地区的金融扶贫。为了早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大目标,新时代的农村金融扶贫更加强调流程管理、各部门紧密合作、区域之间协同发展。扶贫工作者主要关注两个方面:创新农村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为农村提供更多的金融扶贫政策支持。

大扶贫格局下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大扶贫格局中,社会组织是参与反贫困实践的重要社会力量。在新的历史起点,影响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效果的要素组合必然具有与其他时代不同的特殊性。本文基于调研过程中的访谈和观察,发现了新的影响因素,它们分别是宏观政策的支持和社会功能的发挥、群众参与和精准识别存在问题,地方政府扶贫模式单一和农民脱贫的思想瓶颈亟待突破。对于它们各自的影响机理进行研究能够为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提供参考。

大扶贫格局下扶贫弥散化风险的协商治理路径探析

大扶贫格局是精准扶贫阶段贫困治理的基本特质,这一创新性体制安排在汇聚起脱贫攻坚强大合力的同时,在实际运行中出现了贫困治理弥散化风险。化解贫困治理弥散化风险的抓手就是建立协商治理机制。要选择合理的合作议事平台,创新工作方法,鼓励各贫困治理主体参与,高质量开展扶贫项目建构与实施,并适时开展扶贫绩效评估。

大扶贫格局下农村金融扶贫的难点及其对策

大扶贫格局既为新时代的扶贫工作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和道路,又为农村金融扶贫增添了新的内涵,提出了新的要求。新时代金融扶贫呈现出大流程管理、大部门合作、大区域协作等一些新的特点。大扶贫格局下,农村金融扶贫需要从农村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创新和农村金融扶贫的政策支持两个角度寻找相应的对策。

大扶贫格局下滁州市农村金融精准扶贫的微观路径研究

十九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精准扶贫是新时代我国扶贫开发的指导性思想,而金融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实施金融精准扶贫关系着扶贫的战略全局。本文立足于安徽省滁州市,通过实地调研和文献查阅,对滁州市精准扶贫过程中金融业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并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建议,期望滁州市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和农民富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关于构建新时代下“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的研究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应充分发挥好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着力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主体范式的“大扶贫格局”。文章回顾了我国大扶贫恪局理念形成的历史过程，并对当前大扶贫格局中参与扶贫的扶贫主体功能定位以及扶贫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战进行分析研究。大扶贫恪局的构建要注重从复归贫困群体的主体地位、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培育扶贫类社会组织及耦合治理等方面入手。

浅析大扶贫格局下公益组织在脱贫问题上的经验优势——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例

党的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更加关注扶贫工作,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扶贫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大扶贫格局背景下,多种社会力量以不同的方式参与进来,其中公益组织在社会扶贫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公益组织参与扶贫工作是对扶贫政策的响应,更是当下社会的现实需求。公益组织通过搭建桥梁,一方面可以与政府、受赠方取得联系,实现项目落地;另一方面通过对接企业、社会爱心群体等,融合有效资源,促成按需捐赠。该文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观点,对公益组织在参与扶贫工作中如何通过运用专业技术建立独特优势作简要分析。

融媒体视野下脱贫攻坚宣传路径探析——以广东媒体参与构建大扶贫格局为例

坚持大扶贫格局,是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所必须坚持的。在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中,要充分发挥媒体宣传作用,探索融媒体宣传新路径,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凝聚合力。本文拟从广东脱贫攻坚媒体宣传推广切入,探索新闻媒体在构建大扶贫格局中的创新与担当。

找准结合点 建立健全大扶贫格局

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根本保障。对于企业来说,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要将党建工作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起来,找准党的组织建设与扶贫工作的结合点,将党组织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真正地发挥出来,实现建体制、找贫"根"、促融合,突出党建引领,助力脱贫攻坚。深圳电信党委高度重视,统筹组织领导.

论以工业园理念建扶贫产业园构筑大扶贫格局——以攸县排楼村产业扶贫基地和栗雨工业园为例

省级贫困村攸县排楼村扶贫产业由于基础设施落遭遇暴雨受损,对比株洲粟雨工业园的建设理念,文章提出了以工业园建设理念建设扶贫产业园的建议,构筑大扶贫格局,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时代下大扶贫格局的构建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应充分发挥好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着力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主体范式的"大扶贫格局"。本文回顾了我国大扶贫格局理念形成的历史过程,并对当前大扶贫格局中参与扶贫的各扶贫主体功能定位以及扶贫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战进行分析研究。大扶贫格局的构建主要采取复归贫困群体的主体地位、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培育扶贫类社会组织及耦合多元治理等措施。

关于构建河北省“大扶贫”格局的建议

所谓"大扶贫"格局,着眼于全面解决"三大差距",即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以及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差距问题,促进共同富裕,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其内函主要包括扶贫的主体、对象和方式的多元化。

大扶贫格局下新疆地区扶贫资金绩效评价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如何一直是脱贫工作中的重点。本文分析影响扶贫资金绩效的因素,然后选择一定的指标来反映扶贫资金绩效,分析新疆地区扶贫资金绩效评价方法选择,后期研究将进行数据收集整理,进行实证研究,并分析影响扶贫资金绩效的因素,为脱贫工作提出建设性意见。

中国建设银行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大扶贫格局

建设银行坚持党建统领,体系化完善扶贫工作机制,持续加大精准扶贫力度,创新扶贫产品和服务模式,运用金融科技赋能扶贫,推动联动协同,形成了电商扶贫先行、信贷扶贫创新、服务网络延伸、公益扶贫带动、综合化扶贫支持“五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党建统领。建设银行高度重视扶贫工作,成立了由党委书记任组长的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了四级书记抓扶贫的工作机制。

论新时代大扶贫格局的构建——基于习近平关于扶贫论述的研究

构建大扶贫格局是扶贫工作在新时代的战略部署。“大”扶贫格局主要体现在扶贫时间久、扶贫主体大两个方面。构建大扶贫格局既是“两个大局”理论的应然,也是新时代扶贫工作的客观使然,此外 , 坚强的组织保证和雄厚的物资保障为构建大扶贫格局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精准扶贫”不是什么？--农村转型视阈下的中国农村贫困治理

所谓"精准扶贫",意指立足对贫困问题成因的科学研判,通过不断优化贫困治理的体制机制,增强国家减贫行动对于贫困地区、贫困社区和贫困农户减贫与发展需求的回应能力,从而提升其内生发展能力。现实地看,新时期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成因具有复杂性和系统性的特点,应将贫困问题置于中国农村发展与转型的历史语境中整体性地理解和看待。"精准扶贫"不能片面地看待"到村到户"的工作要求,亦不能将贫困治理理解为某个单一主体的工作职能,单纯地追求数字层面、指标层面的"脱贫"。有效的贫困治理意味着坚持经济目标、社会目标、生态目标和文化目标相统一,促进贫困地区、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系统内生动力的改善。相应地,在国家贫困治理体系的安排方面,需要形成政府内部多部门合作的工作机制,综合运用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形成三部门协力的"大扶贫"格局。

扶贫标准上调与扶贫开发机制创新

2009年我国执行新的扶贫标准——农民年人均纯收入1196元,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这引发了我国扶贫战略、扶贫对象、扶贫出发点和扶贫任务的重大转变,标志着我国扶贫开发事业进入新阶段。该文认为应进一步创新扶贫开发机制,突出扶贫对象瞄准,突出扶贫产业集群化发展,突出"大扶贫"格局,突出完善金融性扶贫机制,从而全面提高扶贫开发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