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侦查中个人信息风险及应对

大数据侦查的广泛应用,节约了司法成本,提升了打击犯罪的效益,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公民个人信息的风险,包含信息收集主体多元化导致全景式监控风险、数据共享增加泄露风险、数据深度挖掘引发滥用风险。其风险产生的原因主要表现为大数据侦查行为定义模糊,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法规不完善,侦查人员和公民对个人信息缺乏保护意识。通过明确个人信息的含义和大数据侦查行为的性质,严格贯彻比例原则,划分个人信息使用边界,赋予信息主体积极权利,构建大数据侦查中个人信息管理使用的规范机制,从而实现打击犯罪与保护个人信息的的双重目标。

大数据侦查与隐私计算:冲突、应用与风险

数据价值与数据保护之间的冲突,是大数据时代不可避免的问题。大数据侦查遵循数据价值链条的生成规律,也同样无法回避数据价值与数据保护之间的冲突问题。将隐私计算应用于大数据侦查,不仅可以有效缓解其中的冲突,而且可以满足数据合规使用的要求,加速数据流通,实现大幅提升侦查效益、充分发挥数据价值的效果。同时要辩证地看待隐私计算,其应用于大数据侦查中产生的风险也是不可忽视的。随着法律法规的不断健全,隐私计算应用的实践经验不断丰富,多方生态的融合持续加速,其应用风险也会降至合理范围。

大数据侦查中的个人信息保护纾困

大数据侦查以其高效全面进行数据收集、分析、处理的优势,在与新型犯罪博弈中价值突显。与此同时,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价值膨胀、侦查权扩张及侦查侵犯个人信息的复杂场景引发了公众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关注。当前仍存在大数据侦查法律规制缺位、监督机制不完善以及个人信息受损救济路径过于狭隘等问题,为弥合大数据侦查和个人信息保护的矛盾,可以从三条进路完善大数据侦查中的个人信息保护:一是顶层进路,在立法规范层面明确大数据侦查的法律属性和适用的法律原则,结合实际情况对“告知—同意”原则进行本土化改造;二是监督进路,通过完善内外部监督,构建大数据侦查的混合监督机制;三是救济进路,通过司法救济和非司法救济双重拓宽大数据侦查侵犯个人信息的救济途径。

大数据侦查中的辩护困境及其应对

大数据侦查的广泛应用令控辩关系呈现出对抗性有余、协作性不足的特殊性,必须依靠有效辩护理念改善控辩失衡的侦查格局,寻求控辩双方的实质性对抗。然而,大数据侦查中律师辩护面临诉讼权利保障不足和辩护流于形式的现实困境,使得律师有效辩护的空间不断被压缩。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大数据侦查与无罪推定原则、控辩平等原则以及因果性证明逻辑的矛盾。为调和这一冲突,提升辩护效果,有必要从辩护理念、权利保障以及技术反思等三方面着手,在“数字无罪”理念指导下完善并加强对辩护律师知情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等诉讼权利的保障,在技术反思的基础上明确大数据技术对侦查机关的辅助作用,并推进智能技术与刑事辩护的有机融合,实现控辩关系向平等对抗的理想状态转变。

大数据侦查运行机理研究

侦查机理是维持侦查工作正常运行的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和关系的原理。大数据侦查的运行机理包括认知机理、方法机理、证明机理和预测机理四部分内容。在大数据侦查的认知机理方面,应当摒弃当前过分倚重大数据相关关系而忽略因果关系本质的误区,构建大数据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动态互动的良性认知格局;在大数据侦查的方法机理方面,应当纠正大数据技术完全代替传统侦查逻辑的错误观点,建构大数据侦查方法与传统侦查方法互为验证的协同共存模式;在大数据侦查的证明机理方面,应当摒弃“侦查中心主义”传统思维而回归“审判中心主义”现代刑事司法理性,构建基于立体化犯罪事实创构的多维数据画像体系;在大数据侦查的预测机理方面,应当纠正过分强调事后被动型的侦查回溯性逻辑而忽略大数据侦查事前主动性预测的显著特质,构建基于高危人员与高危犯罪类型二元共存的侦查预测体系。

大数据侦查情报的分析运用风险及其规制

[研究目的]大数据侦查情报的分析运用存在着数据失真导致的情报错误风险、算法依赖导致的研判省略风险、认可度低导致的证据转换风险,解决上述问题对提高侦查情报分析运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方法]通过类型化研究方法对大数据侦查情报进行功能解析,通过实证研究法、规范分析法、文献分析法阐释大数据侦查情报在分析研判和司法运用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研究结论]从规范数据来源和防止算法独裁、提高主体认知与构建研判程序、赋予证据资格和完善分析方法等角度实现对大数据侦查情报的规制。

大数据侦查中的信息隐私权保护

大数据时代,犯罪控制与信息隐私保护之间的相对平衡被打破,大数据侦查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外源性信息隐私权危机和内生性信息隐私权危机。外源性信息隐私权危机是大数据侦查外部法律制度的结构性缺陷带来的信息隐私权保护困境,包括大数据侦查法律定位模糊和侦查控权的“内卷化”;内生性信息隐私权危机是内嵌于大数据侦查自身行动逻辑和运行规律中无法自我消解的隐私难题,包括个人信息数据处理的“开放性”和侦查要素外延的“扩张性”。要实现大数据侦查视域下的信息隐私权保护,就应当明确大数据侦查的法律定位及建立递进式审查标准,实现规制程序的诉讼化改造,确立私主体参与侦查的分级授权和过程性监督,建立实质性信息隐私权保护衡量标准。

我国大数据侦查定位与伦理学视角下的价值选择

现阶段我国的大数据侦查正处于“大数据+”初级阶段与犯罪形势持续向纵深发展的矛盾之中,同时大数据侦查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着功能性割裂。目前我国大数据侦查实践面临着效率与自由、公正与秩序等方面的价值冲突。而学界对大数据侦查困境的研究存在着视角单一、观点零散、价值取舍不利、缺乏可期待性等问题。理论与实务研究都需要一套兼顾背景性矛盾、平衡价值性冲突,并适用于侦查实际的价值选择路径。伦理学视角下的价值选择体系可以容纳目前大数据侦查的多视角剖析,为实践中的价值平衡提供理论层面的综合性与优先性选择的方法,并为未知领域的研究预留预见性期待,符合当前与今后大数据侦查规制研究的框架与基础。

隐私计算在大数据侦查中的应用研究

在大数据侦查中数据利用和安全保护始终存在零和博弈的困境,隐私计算可以从技术角度调适二者之间的矛盾。隐私计算不仅在技术设计上可实现数据的“可用不可见”,在法律定位上也是一种数据安全保护和准匿名化措施,还可以结合动态评估机制和区块链技术实现数据流通全过程监管。隐私计算对大数据侦查的增益效果体现在克服有限理性、助力数据合规、提升决策能力、增进人文关怀。隐私计算可用于个案查询、联合统计、类案建模等场景,破除大数据侦查“数据孤岛”瓶颈,但也会对刑事诉讼中证据能力、正当程序、合规逻辑造成新型挑战。

国家治理视角下大数据侦查犯罪治理功能:问题、内涵及边界

国家治理视角下大数据侦查的犯罪治理功能从事后控制犯罪向“预防-控制”犯罪治理格局转变,犯罪治理的事前预防功能凸显,强调多部门共同参与、以人为本的数字治理理念。实践中,大数据侦查预防犯罪功能主要体现为对“事”(犯罪事件)的预测和对“人”(高危人员)的预测两种方式;大数据侦查的控制犯罪功能体现为借助大数据技术优势提升侦查效率与效果。尽管大数据侦查“预防-控制”格局具有显著犯罪治理优势,但是国家治理视角下大数据侦查犯罪治理功能的实现仍需要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与推进。具体而言,通过界定强制性大数据侦查与任意性大数据侦查的界限,解决大数据侦查启动时间点前移与立案程序之间的矛盾;严格恪守比例原则,保证大数据侦查措施适用的合法性、必要性和适当性;强化检察部门的外部监督,保证私权力与公权利之间的平衡;适当借鉴信息公开制度,缓解公众对权力运行的担忧。

大数据侦查中个人信息保护的路径探索

大数据时代,随着传统侦查向大数据侦查不断演进,侦查机关从侦查效益出发将大数据技术大量运用于侦查活动中。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侦查目的顺差追求下,大数据侦查对公民信息保护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同时,立法滞后、监督缺失等现实状况使得对公民信息保护出现空窗。美国、欧盟等地区在数据保护的立法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为中国大数据侦查中个人信息权保护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经验与借鉴。在中国大数据时代开启较晚的背景下,应当在比较法视角下完善大数据侦查中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同时紧跟中国大数据侦查发展的现实状况,在均衡调整理论下平衡侦查效益与权利保护的关系,构建符合国情的大数据侦查公民信息保护体系。

大数据侦查的法律规制——个人信息保护的冲突到融入

目前大数据侦查的实践样态包括以犯罪侦破为目标的精准运用以及以犯罪预防为目标的预警系统。大数据侦查相较于传统侦查措施在大数据时代对于犯罪侦破和犯罪预防具有天然优势。然而,大数据侦查引发的全景式监控风险、数据共享风险以及刑事侦查与行政执法的混同风险,使得个人信息保护的引入变得紧迫起来。要对大数据侦查的法律规制和个人信息保护的关系树立理性认知,以比例原则为规范工具,将大数据侦查纳入刑事诉讼立法中,实现平衡各方主体利益的合理制度安排。

大数据侦查:常用方法、风险挑战与应对策略

大数据侦查广泛采用人脸识别、数据碰撞、数据挖掘等技术提高犯罪治理效能,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大数据红利转化为侦查红利的同时也要警惕大数据侦查与无罪推定原则、控辩平等原则的紧张关系给刑事正当程序带来的冲击,数据瑕疵和算法缺陷埋下的实体错案隐患,大数据侦查的泛用侵害公民基本权利以及侦查介入时点前移引起的侦查权隐性扩张等风险。结合我国刑事侦查司法实践状况,以欧盟先进立法经验为参考,从构建数据安全与数据质量控制机制、建立专门的算法监管机制、增设应对大数据侦查权的专门性权利三个方面提出大数据侦查的应对策略。

论大数据侦查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信息化时代的发展凸显出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刑事司法领域中的大数据侦查有个人信息保护的实际需求。侦查机关肩负着发现案件线索、打击犯罪的使命,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侦查行为极易侵犯到公民的个人信息权益。大数据技术的引入将相关技术侦查措施变成侦查机关侦破各类案件的强有力武器,同时数据收集、分析、共享的过程也给个人信息保护带来严重威胁。为保障被侦查人的信息不受侵犯、遏制侦查机关信息处理权的不断扩张、促进刑事诉讼法律规范体系不断健全,在检视国内外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提出严格遵循比例原则、以主体赋权和权力规制为进路,加快大数据侦查中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建构进程。

大数据侦查的底层逻辑与规制路径

大数据侦查具有非封闭的概念属性和解释逻辑,既包括了传统侦查活动中对大数据的一般应用,也包括基于强调数据相关关系和不特定筛选结果所呈现出的数据化侦查和预测型侦查。厘清大数据侦查的底层逻辑是解决大数据侦查规制的基本前提。对于使用大数据的传统侦查活动,仅需要现行的侦查规范予以限制,而在数据化侦查、预测型侦查等场合,大数据侦查对公民权利的影响是间接且隐含的,其规制路径更应当重视“前端”数据搜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大数据侦查的规制应当从侦查的规范性以及大数据的技术规则两个角度进行建构,在既有的法律约束规则之外,技术合规性、数据来源正当性和数据清洁度,是大数据侦查规制路径的建构原则。

大数据侦查的基本定位与规制路径

大数据侦查是在侦查领域应用大数据技术实现打击犯罪职能的一种侦查模式。大数据侦查没有将侦查的时间节点提前,只是因为公安机关依靠大数据可以直接掌握犯罪线索,进而简化了立案流程,立案标准和立案后侦查的程序并没有改变。犯罪预测是公安机关行使行政职能的表现,在犯罪没有发生之前,公安机关无法采取侦查措施,只能采取不限制被关注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适度关注措施。大数据侦查对传统侦查模式中依赖口供、经验和人力的弊端予以弥补,与现行犯罪的趋势相适应,但还不足以替代传统侦查模式。大数据侦查中存在数据采集不准确、算法偏见、模型设计偏差、当事人的知情权和辩护权保障不足、收集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存疑、个人信息难以保护等风险点,需要在数据质量的把控、算法与模型的修正、告知和审查程序的设置、证据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的审查、数据分级制度的设立、调取程序的完善等方面对大数据侦查予以规制。

冲突与调和:大数据侦查与公民个人隐私

大数据时代,在侦查活动中运用大数据手段能够快速锁定犯罪嫌疑人身份,高效地破解刑事案件,但大数据侦查手段对个人隐私的海量收集和深度利用会带来对公民个人隐私的侵害和泄露的风险,针对大数据侦查中存在的风险,应以比例原则为指导,坚持公平信息实践原则,遵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此基础上,通过“立法规制”“审查监督”和“个人权利保障”三方面,解决大数据侦查对公民个人隐私保护的冲突问题。

网红经济新业态下食品安全犯罪大数据侦查研究

在网红经济新业态下,食品安全犯罪呈现新的发展态势,在变化的社会环境下,保障食品安全犯罪侦查打击的成功至关重要。文章从食品安全犯罪的发展趋势和犯罪特点入手,讨论传统侦查体系在食品安全犯罪方面遇到的困境,阐明大数据侦查对于侦查模式创新、适应犯罪趋势、全链条打击的必要性,对大数据在食品安全犯罪侦查中信息质量、侦查效能、早期预警和初查、合成作战、人工智能、货币追踪等方面的应用进行探讨,最后提出革新侦查思维、推进侦查取证和存证规范化、强化技术储备和提高技术水平、优化食品安全犯罪侦查队伍建设等食品安全犯罪大数据侦查能力的四大优化路径。

大数据侦查学若干问题研究

大数据侦查是信息化时代大数据技术与侦查工作的有机结合,是侦查机关为了侦查破案,对与侦查活动有关的开源网络数据与内部系统数据进行有针对性的、系统性的抽取和集成,并进行深度的分析研判和结果运用的活动过程。大数据侦查实践的普遍开展必将带来侦查思维方式、侦查手段和方法的巨大革新,并孕育和催生大数据侦查学新学科的诞生。作为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应用科学,大数据侦查学是研究侦查机关如何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发现、控制犯罪和揭露、证实犯罪的专门知识体系,它是公安学一级学科所属侦查学的分支。大数据侦查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大数据侦查的基本原理、大数据侦查的技术与方法。大数据侦查学的知识体系主要包括基础理论体系和对策应用体系。

大数据侦查的基本定位与法律规制

互联网时代,准确定位大数据侦查是有效控制犯罪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要求。以数据为核心的大数据侦查不管是在理念上还是在功能上都无法对以信息为核心的传统侦查进行颠覆并替代。从强制性侦查措施“是否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界定标准以及域外大数据侦查的立法经验来看,大数据侦查本质上应是一种强制性侦查措施,但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尚未将其纳入强制性侦查措施且缺乏有效监督。根据合法性原则和比例原则,有必要以公民基本权利保护为核心构建大数据侦查的法律规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