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权力:一种现代权力逻辑及其经验反思

大数据的飞速发展已成为当下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从政治学理论的视角来看,大数据既是一种权力范式,也是一种权力叙事,它遵循权力的逻辑,不断生产、重塑和支配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大数据权力蕴含着两种逻辑:能力逻辑和结构逻辑。能力逻辑展现的是其角色性、对象性和技术性维度;结构逻辑展现的是其关系性、规则性和格局性维度。这两种逻辑既蕴含着积极的内生力量,也因其对社会权力系统的冲击而可能诱致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风险错配和冲突,对此我们需要建构并形成一种理性、审慎的数据权力共识和数据治理观念。

大数据权力扩张、异化及规制路径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以云计算和大数据为基础的新型生产方式正在逐步改变着社会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给我们创造出更加优质生活环境。但同时其所拥有的大数据权力在其内在占有性和扩张性的驱使下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信息泄露、数据滥用、平台权力私有化诸多乱象。本文在对大数据权力的扩张逻辑、扩张异化表现的基础上,尝试提出大数据权力扩张异化的规制路径和治理策略,以保证大数据权力应用的正义性。

经济权力:大数据伦理危机的社会关系根源

大数据对现代社会的深度嵌入引发了众多社会伦理问题,澄清大数据伦理危机的社会根源是破解大数据伦理问题的重要前提。只有深入到社会经济关系中,才能触及大数据伦理危机产生的根源,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为剖析大数据伦理危机产生的社会关系根源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大数据权力是大数据时代平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赋予大数据主体的经济权力,大数据权力呈现了资本为了追逐利润利用大数据通过占有数据和滥用权力制造社会伦理危机的内在机理。大数据权力是大数据伦理危机生成的根本动因,对大数据权力进行权力规制、伦理规约和制度规范是消解大数据权力引发的伦理危机的现实出路。

数字监督:大数据时代权力监督体系的一种新形态

数字监督已成为大数据时代权力监督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种新形态。建立健全数字监督体系,是政府实现数字空间的秩序规制和算法监管、借助数字技术赋能权力制约监督的必然选择,它对大数据权力配置与制衡、数字红利分享、数字化民主发展等方面起着方向标的指引作用。囿于数字技术嵌入的脆弱性和数字权力生产的垄断性等因素,数字监督还面临多重治理风险,因而强化政府在数字领域导向作用的同时,还应充分发挥其在数字资本依赖、数字权力异化、数字鸿沟分化、数字主体失范等方面的规制效能,做出数字技术向善的政治选择。

大数据与公共生活:冲击、风险及治理反思

大数据可能对我们的公共生活带来巨大的冲击与影响,引致一系列社会风险和挑战:首先,大数据会对常规的政治社会化系统带来冲击,挑战既有的政治社会互动逻辑,撼动政治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其次,大数据会对社会权力结构与交往关系带来冲击,削弱既有权力的制度逻辑,改变群体、个体间的资源分配关系;最后,大数据会对公共参与和公共事务带来冲击,使政治过程呈现不可控性和治理规则的去价值化,从而区别于传统政治过程和治理模式,引发新的社会问题、政治困境和治理黑洞。在合理评估和判断大数据的风险级别与性质基础上,我们应遵循市场化、法治化、责任化和民主化的发展路径,提升国家对大数据的总体治理水平。

智慧纪检监察:概念框架、实践图谱和优化策略

信息时代纪检监察机关作为管党治党的重要力量,正面临着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将反腐廉政制度优势转换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新考验。全国许多地方把建设智慧纪检监察系统作为突破口,通过信息技术与纪检监察业务的深度融合,打破空间、时间和人力的限制,将其便捷、扁平、交互、智能的技术优势嵌入到权力监督和反腐倡廉领域。研究厘清了智慧纪检监察的概念意涵和基本框架,通过梳理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案例,刻画了智慧纪检监察的实践图谱,利用DIKIW模型溯源了智慧纪检监察的逻辑起点和演进趋向,并基于智慧纪检监察的治理反思提出其优化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