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晟编钟:北宋雅乐 见证盛衰

辽宁省博物馆珍藏的这枚北宋编钟,由青铜铸造,以双龙钮悬挂钟体,钟面铸有螭虺纹,属于椭圆筒式编钟。此钟一面铸有“大晟”二字,另一面铸有“南吕编钟”四字,铜质精纯,具有春秋时期编钟的特点。经考证,它是宋徽宗在位时所制新乐--“大晟乐”里配置的众多仿古编钟之一。

北宋徽宗朝大晟乐制作与颁行考议

北宋徽宗朝在崇宁元年至政和七年花费近十五年的时间,制作了一套从乐律理论到乐器制度都焕然一新的大晟乐,并通过行政手段有层次、有步骤地由朝廷推行到民间以及域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晟乐并不仅是徽宗朝的音乐文化特产,而是作为徽宗"继述"神宗新政的一个部分,从诞生、完善到扩张,都受到整体政治环境的制约,与人事变动、各项政策相互协调、促进,共同体现徽宗朝廷独特的政治气象。

浙江临海“宋·大晟应钟”及其研究

"宋.大晟应钟"是浙江临海市博物馆珍藏的国家一级文物,也是继二十世纪见存海内外25件大晟钟研究之后,进入学术界视野的又一件大晟钟实物。通过现场考察、音响采样及声学实验与初步分析,作为迄今首见的中型"大晟式"应钟律青铜乐钟,其音响为推定该律上方紧邻的黄钟律标准音高,提供了新的实物基础,同时也对学术界的研究提出了有待解决的新问题。

北宋大晟律初探

在中国乐律学史上 ,大晟律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 ,它的理论依据甚为荒唐而实践价值却十分重要。通过相关文献的考察 ,尤其是对遗存今天的大晟钟的乐律学研究 ,我们发现 ,大晟律以魏汉津的指尺理论为名 ,但实际上具体定律、制器的人是当时深谙民间音乐的宫廷乐工。音乐文化史上的大晟律 ,存在名实之变、历史之变 ,而且这些变化才是大晟律在音乐实践中经得住考验、合于长期应用的真正原因。

大晟钟的复原研究与仿(重)制试验

大晟钟是宋徽宗为制定、推行大晟新乐所铸制、使用的代表性宫廷乐器,体现了北宋时期金石学研究、编钟理论探讨以及宫廷礼乐艺术实践的历史风貌及其特征。以丰富的历史文献史料为依据,结合留存至今的30余件实物,开展大晟钟复原研究暨在此基础上的仿制或重制试验,既能进一步了解宋代青铜编钟的时代特点,同时也能为音乐文物的复原研究与仿(重)制实验提供较为经典的案例。

刘昺及《大晟乐书》辑考

刘昺《大晟乐书》在宋代音乐史上有较高的地位。然史传记载刘昺事迹颇有疏误,关于《大晟乐书》的编撰、成书时间及卷数、篇目等,均讹误较多。《大晟乐书》已久佚,其撮录文字见于《宋史.乐志》,然亦颇有错字。今据相关史料,考得刘昺生平事迹、《大晟乐书》编撰情况及残文若干,可订补史传文本之阙失。

大晟府乐官刘诜琐考

刘诜为大晟燕乐的奠基人之一,然史传有关刘诜生平仕历记载颇略,且讹误不少。有关论著言及刘诜仕历及与大晟"徵调"关系,亦颇多误解。今细勘文献资料,考得刘诜生平仕历,并对刘诜与大晟"徵调"关系及其他著述情况作了考辨。

徽宗朝音乐文化特产——大晟乐的形成及影响

宋代从赵匡胤结束五代十国的局面开始,重文轻武一直被颂为大宋朝的治国策略.这一时期,音乐文化的长足发展,以及政治经济的统治下,宋朝的朝政内外,一度处于繁华的胜景.统一大局的奠定,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同时也使宋朝的宫廷音乐文化达到长足的发展.到徽宗统治时期,由于其本人耽于享乐,对音乐艺术又倾尽心力.最终在北宋一朝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大晟乐.大晟乐由专门的大晟府管辖,其产生,对宋代音乐具有较大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对宫廷雅乐、燕乐以及鼓吹乐三方面的影响,其次就是在大晟乐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期,诞生了一大批对大晟乐派的诗人,对后世音乐以及词派的发展具有极大的的影响意义.

南宋雅词派与“大晟乐”关系蠡测

南宋雅词派首重“协音”,关键乃在于“填词按谱”。此处“谱”虽较复杂,但“大晟曲谱”与“清真谱”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两种。南宋雅词派不仅在词的创作实践中反复以“大晟乐法”为旨归,而且对两种“曲谱”的模仿与习学也成为“雅词”创作的一大“心法”。这不仅对南宋雅词派“词法”的形成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而且对南宋词最终走向“典雅”“协音”之路起了关键的作用。南宋雅词派对“大晟乐”的接受使它在走向词艺巅峰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落入与“大晟乐”同样日渐衰竭之命运。

宋徽宗大晟乐正声、中声问题三则

本文通过对宋徽宗大晟乐正声与中声三个问题进行探讨,进而对大晟乐产生一些认识与评价。首先探讨了正声、中声体系设立的缘由,其本质既是对黄钟还原问题的一次尝试,又是对魏汉津“以身为度”所得到的“黄钟九寸”理论的妥协。其次对正声、中声与四清声组合问题进行探讨,其所呈现的不同组合方式与测音数据之间的矛盾,反映了大晟乐钟的制造在由理论到实践过程中发生的变化。由上述两个问题所论证的现象,从另一个视角再一次认识大晟乐。最后对张炎《词源》中的正声、中声与《宋史》中记载不同的现象作出分析,从具体的实例论证大晟乐对其后宋代音乐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朝大晟钟余音八百年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北宋大晟编钟8枚,形制基本相同,双夔扁钮,通高27.—29.3厘米不等,平口,呈椭圆形,钲部共36乳,四周及篆部皆蟠虺纹。其中有7枚于钲中部一面镌“大晟”(宋徽宗乐府名)、1枚镌“大和”(金太宗乐名);另一面均镌律名,从低音到高音依次为:“夹钟”、“林钟”、“无射”、“黄钟清”(即高八度的黄钟。下同)、“大吕清”、又一“大吕清”、

基于三维扫描蜡模数据对大晟钟模型的修复方法

利用三维扫描技术对大晟钟破损蜡模进行三维扫描,输出点云数据,在原始点云数据的基础上,基于蜡模原型使用专业点云数据处理软件Geomagic Design X、Geomagic studio和Zbrush对裂纹、纹饰淡化、开裂等进行综合修复,修复完成后输出大晟钟的三维实体数据模型。

柳永传人与大晟词人——试论晁端礼词

北宋后期词人晁端礼向来被当作大晟词人,然而其主导词风来源于柳永。其词以恋情词为主要题材,直白大胆地表现情爱生活,既多方面地体现了柳永的创作精神,又呈现出明显的雅化趋向,并且还受到了苏轼词的影响。此外,晁端礼工于创调,讲究音律,发展了慢词体制;其谀颂词的写作只是整个创作活动的尾声,试图揭示并恢复晁端礼词在“大晟词人”声名掩盖下的原貌、全貌。

大晟乐尺制定和颁行的历史过程刍议

为了解决雅乐声高、不合中和的问题,宋初对乐制进行了六次改作,但均未行用。崇宁元年魏汉津献上乐议,提出"指律"说,通过强调皇权和皇帝个人至上的准则,宣扬对古代乐制的传承,得到了徽宗的认可。朝廷设置制造大乐局、大晟府,铸造定乐的"九鼎",大晟乐正式成为朝廷雅乐,尚书省措置立法,在民间推行并禁用旧乐。大晟乐以尺定律,乐制理论颠覆了传统的黄钟累黍之说,其制作打破了传统的度量衡理论,彰显了封建王朝"同律度量衡"的决心,是我国古代度量衡体系的新发展。

基于3D扫描及3D打印的大晟钟一体化设计制造

在山东曲阜项目"大晟编钟"中,探索使用三维扫描和相关软件相结合的设计新方法,对钟体和纹饰进行三维设计和建模,在制造中,针对三维建模后相关数据的不同特点,使用不同精度的打印机进行原模打印,并利用打印原模进行了一体化翻模浇注。

《听琴图》新解 徽宗朝大晟乐、道教与图像叙事

《听琴图》(图1)历来被视为北宋徽宗朝时期的作品,但相关著录仅见《石渠宝笈三编》以及胡敬《西清札记》,且记录极为简略。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听琴图》开始持续进入现代学术讨论范畴,1谢稚柳、徐邦达、杨新、郑珉中、王正华、陈韵如等学者将研究不断深入,讨论议题主要集中在画作者是徽宗还是画院画家,2画中弹琴者是否为宋徽宗,3听琴者是蔡京等人还是另有其人,4以及画面中所传达的政治意涵问题等5。

宋徽宗朝的大晟词与谐谑词

宋徽宗赵佶统治时期,适逢辽、夏衰败,女真未兴,似乎外患不显,天下太平。此时‘党人’打入‘另册’,上下噤声,‘真仁之世’的士大夫精神、气节已不可见。蔡京据《易经》语而提出‘丰亨豫大’口号,迎合徽宗太平享乐之需,广建宫室,重修礼乐,于是,遂有修大晟乐一事。大晟乐之成,及大晟府之建制,见于《宋史》的《乐志》:崇宁四年七月,铸帝鼐八鼎成。八月,大司乐刘昺言:"……今所造大乐远稽古制,不应杂以郑卫。"诏罢之。又依昺改定二舞,各九成,每三成为一变,执钥秉翟、扬戈持盾,威仪之节,以象治功。庚寅乐成,列于崇政殿……既奏新乐,天颜和豫,百僚称颂。九月朔,以鼎乐成,帝御大庆殿受贺。

河南大晟钟及其复原研究与仿制实验

河南是北宋都城汴京所在之地,大晟钟是北宋宫廷代表性青铜礼乐重器。根据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唐宋宫廷音乐研究、创编与展演需求,以文献史料和见存河南文博部门的大晟钟实物为依据,开展共性分析、复原研究,并根据当代社会艺术实践要求和现代青铜铸造工艺,重新设计、仿制中型、通高28cm大晟钟编钟一套十六件。从实验考古与音响实验角度,对宋代宫廷编钟及礼乐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大晟曲谱”南宋流传考

由于史料记载的混淆以及词学耆宿的渲染,"大晟曲谱"失传说影响深远。其实,"大晟曲谱"并没有失传;在南宋很长一段时期内,"大晟曲谱"尚存留于深宫内院或达官贵人家,并在多种雅俗乐场面得到流传。不仅如此,"大晟曲谱"的流传还与南宋雅词派的诞生关系密切。但"大晟曲谱"毕竟流传面有限,除"燕乐十七调"外,多数曲谱仍无法成为市井传播的时新曲调。加上南宋孝、光、宁、理四朝的多次"校谱"、"订谱","大晟曲谱"已远失前朝旧貌,渐至隐晦湮没,遂为别谱所掩盖。"大晟曲谱"在南宋已经"失传"的说法之所以能根深蒂固地存留于人们的脑海中,其实也与它的这种传播情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