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欢喜的痛楚? 鲁迅对殉道精神的认同

如同五四时期的众多知识分子,鲁迅视历史人物耶稣为精神革新者,并为之深深折服。鲁迅造'精神界之战士'②一词,来形容那些热情高涨、预备随时牺牲,以图救赎灵魂之人——这种救赎并非宗教上的宽恕罪恶,而是要唤醒民众心智,使其脱离无知与麻木。本文指出鲁迅深切认同此种'战士'的使命,事实上,他不断将殉道情结投射于历史人物之上,例如苏格拉底和耶稣,以及其作品中虚构的基督式人物:短篇小说《药》中的夏瑜,以及散文诗《复仇(其二)》中的'人之子'。

从《呐喊·自序》到《野草·题辞》——鲁迅特定时段生命体验片谈

对于鲁迅而言,从1922年到1927年,这是一段特殊的生命历程,鲁迅在1922年写成了《呐喊·自序》,1927则写出了《野草·题辞》。鲁迅在这期间的生命体验值得研究。鲁迅的《呐喊·自序》,既是他1922年时刻特定心理的映射,也是他此前生命与创作的总结。而《野草·题辞》,不仅是他在1927年时刻心境的流泻,更是他“彷徨期”生活与创作的回望。在此时段,他做了告别旧我,走向新我的艰难探索,其心理变迁值得研究,而多次出现的“大欢喜”意象是《野草·题辞》最为重要的关键词。

《野草》传统:从鲁迅到耿林莽

《野草》是"大欢喜"的产物,揭示了精神炼狱的过程与苦斗后的结果,也展示了创作当下的激扬状态与自由意志。《野草》最突出的文学特征就是它的隐曲的、深邃的、哲理性传达的象征性。鲁迅以降,耿林莽代表性地延续《野草》的精神与传统,其散文诗最令人发颤的是其中的忧郁内核。其实,从鲁迅到耿林莽,是一批人和一批作品,是一个精神拷问、虑意现实的传统。这种悯情深度与精神向度,出以一种象征性曲笔的独语,形成了张力遒劲而诗性沉郁的基本风格,也形成了自由结集的"我们"诗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