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藏本《佛说观佛三昧海经》校读记

大正藏本《观佛三昧海经》是东晋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罗的重要译作,因时代久远,汉译佛经屡经传抄,存在不少讹误,可从四个部分作校勘。

大正藏本《梁皇忏》标点校勘举误

列举了大正藏本《梁皇忏》存在的标点、校勘问题,并提出了商榷意见。

《大正藏》第85卷词语辑释

第 8 5卷是《大正藏》中唯一的一部专收敦煌出土文献的佛典 ,内有不少“口语中新产生的”和“虽早已有之但意义有变化的词语” ,是研究敦煌俗语词的很好材料。笔者拟就阅读过程中遇到的一些词语作一简要考释。

《大正藏》断句首创与致误条陈——以《出曜经》为例

《大正新修大藏经》首创大藏断句之例,有便研读,但断句时有失误。本文以这一问题比较典型、语言研究价值较高的《出曜经》为例,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条目,按“不明词义”、“不明语法关系”、“不明句式”等致误原因分类条陈,在分析具体致误原因后加以纠正,然后总结给古籍文献断句的方法和技巧。

古籍数字化视野中的《大正藏》与佛典整理

以当代古籍数字化的视野,重新评价《大正藏》。在充分肯定《大正藏》历史功绩的前提下,提出佛教文献研究者需要应对信息化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吸收《大正藏》的经验与教训,开拓佛教典籍数字化的新道路。并提出关于佛教典籍数字化的四个基本原则及若干具体思路。

《大正藏》第八十五卷(敦煌卷)误例浅析

原卷书手的讹误,部分写卷的漶漫残缺,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隔膜,加之校录的粗疏,是 《大正藏》第八十五卷(敦煌卷)讹误满纸的主要原因。笔者通过对该卷中部分录文与敦煌写卷的 重新核校,尝试对写卷及录文文字错误进行粗浅分析并加以初步归类。

《大正藏》本《大智度论》校勘札记(一)——以敦煌写本为对校本

以敦煌藏经洞出土《大智度论》写本为对校本,以南宋《资福藏》本、元代《普宁藏》本、明代《永乐北藏》本、日本石山寺本和日本正仓院圣语藏本五种为参校本,与《大正藏》本相对勘,订正了《大正藏》本的讹误之处,凸显了敦煌写本的校勘学价值。

《大正藏》中《大明度经》校勘札记

汉文佛典数量庞大,在传抄传刻中出现错误是难免的,这些讹误直接影响到内容的真实性,在研究时就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所以校勘是整理汉文佛典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汉文佛典中存在许多同经异译现象,这些同经异译为校勘佛典文献提供了大量可资比勘的语料。《大明度经》与《道行般若经》都属于"小品般若"同经异译系列,将这两部异译经进行对比,可以校正《大正藏》中《大明度经》的错误。

《大正藏》本《大智度论》校勘举误——以敦煌本为参校本

后秦鸠摩罗什翻译《大智度论》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典籍,其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大乘佛教的各个方面,被喻为"佛教百科全书",对中国佛教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是历来中国佛教各宗派所依用援引的重要论典。然而由于历代辗转翻刻,传世本《大智度论》亦颇有讹误脱衍之处,本文将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大智度论》写本与《大正藏》本相对勘,订正了《大正藏》本的部分讹误,同时指出了敦煌本的巨大学术价值,以期引起学界的重视。

《大正藏》本《大智度论》校勘札记——以敦煌写本为对校本

兹以敦煌藏经洞出土《大智度论》写本为对校本,以南宋《资福藏》本、元《普宁藏》本、明《永乐北藏》本、日本石山寺本、日本正仓院圣语藏本五种为参校本,与《大正藏》本相对勘,订正了《大正藏》本的讹误之处,凸显了敦煌写本的校勘学价值。

《大正藏》第八十五卷(敦煌卷)词语校释

语言学界习惯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成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敦煌文献大多是晚唐五代这个界标前后的产物,在汉语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以收录敦煌禅籍为主的《大正藏》之第八十五卷,一方面给佛经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另一方面,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也是研究当时词汇的很好材料。论文就新近校读中遇到的一些词语作了简要考释。

《大正藏》第八十五卷(敦煌卷)词语校释

语言学界习惯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成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敦煌文献大多是晚唐五代这个界标前后的产物,在汉语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以收录敦煌禅籍为主的《大正藏》之第八十五卷,一方面给佛经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另一方面,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也是研究当时词汇的很好材料。笔者拟就新近校读中遇到的一些词语进行简要考释,以求受教于方家。

《大正藏》第八十五卷字词考辨

由于对汉字文化的隔膜,加之校录的粗疏,以收录敦煌禅籍为主《大正藏》之第八十五卷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左景权先生曾评述该卷有七个方面的“可议之处”,指出其“误字满纸,句读不成文理”。在录文的诸多讹误之中,字词的讹误占有很大的部分。笔者尝试对其中一些误录的字词进行考辨。

以敦煌本校订大正藏本《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十则

文章以敦煌本《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及其他版本校订了大正藏本《佛说三昧海经》的一些问题,包括断句、形讹、通假等,并说明文字演变过程,以便回复佛经原貌,有利于该经的进一步研究。

从汉语文字学的角度看《大正藏》第八十五卷的研究价值

在煌煌百卷《大正新修大藏经》中,唯一一部以收录敦煌佛典为主的是第八十五卷。第八十五卷所收录的这些敦煌文献的重新面世,一方面给佛经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另一方面,从汉语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对于研究敦煌俗字、俗语词、俗音以及文献校理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与《大正藏》异文比勘

在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写本文献中，佛经写卷占了很大一部分，《大正藏》是目前学术界广为运用并且比较完备的中文大藏经，然而由于《大正藏》出版年代较早，没有充分利用敦煌写卷，虽经多年连续增补修订，依然因其校异不校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读者对经文的理解。本文选取《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中有明确纪年的佛经写卷，对校《大正藏》中相应内容，从文字学的角度比勘异文，并对其异文产生原因进行分析研究。

《大正藏》疑難字考釋(四)

本文選取《大正新修大藏經》中“”、“”、“”、“”、“”、“”、“”、“”、“”、“”等10個疑難字進行考釋.

以北齐响堂山石刻佛经看《大正藏》文本变化

北齐响堂山石窟《维摩诘所说经》是已知年代最早的石刻版本,具有较高的版本学价值。以之与《大正藏》中相同篇目逐字进行比较,来看《大正藏》的文本变化。《大正藏》通行本发生的变化共79处,主要表现在词语改换、增减、倒文等,二者相较可以看到文本传承中语言的时代变化,解释性成分的增加,以及讹误疏漏。41处变化在《大正藏》所对校的诸多版本中与刻经相同,可见通过刻经与《大正藏》诸版本的对比,可以对文本变化的研究更加深入、对文本变化的时代判定更加确切。

北齐响堂山石窟刻经与《大正藏》用字比较研究

北齐响堂山石窟刻有多个已知最早的长篇石刻佛经。文章通过刻经与刻版《大正新修大藏经》相同篇目的逐字对读,共找出87个不重复的用字差异,具体分为刻经使用借字39处,《大正新修大藏经》(通行本)使用借字31处,再有二者音译选字不同17处。通过对用字差异的分析与统计可以认识佛经用字的时代演变,挖掘北齐刻经的用字特点,校正刻版《大正新修大藏经》错误用字并疏通文意,再者可以反映北齐刻经与《大正新修大藏经》各版本间的传承关系。

《大正藏》本《佛所行贊》校勘札記——基於梵漢對勘材料

漢譯佛經文獻是傳世語料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於年代久遠,在傳抄過程中可能出現一些錯、衍、脱等文字)誤或者用語改動的情況,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漢譯佛經文獻語料價值的充分挖掘。與一般的中土文獻不同,漢譯佛經文獻性質相對比較特殊,本文針對漢譯佛經的特殊性質,結合梵漢對勘材料,對《大正藏》本《佛所行贊》進行了校勘,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大正藏》日後的修訂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