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经·周颂》中《大武》诸诗的探讨——王国维《周大武乐章考》商榷

王国维在《周大武乐章考》一文中提出:1.除了《武》、《酌》、《桓》、《赉》,以外两篇,“自古无说”;2,《昊天有成命》、《般》为《大武》六篇中的两篇;3,《大武》诸诗“语义相承,不独为一诗”,诗的顺序是《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赉》、《般》。笔者对这些说法,根据史料,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这不仅有关《诗经》诗篇的解释,而且实际涉及到如何认识古代礼乐形成的过程,如何认识礼乐和民间舞乐的关系?如何理解中国古代的祭祀制度?如何对待历史文献等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地探讨。

《昊天有成命》属《大武乐章》考辨

王国维考证《大武乐章》包含《昊天有成命》,此结论却为高亨等学者否定。王氏循《武宿夜》以考《大武》的方法是正确的,《昊天有成命》中的"成王"决非姬诵,故不能以此将其排除在《大武》之外,而《我将》亦非《武宿夜》。总之,《昊天有成命》即《武宿夜》,为《大武》之一篇信无可疑。

《大武乐章》与“三象”考辨

《周颂》中的《大武乐章》由《我将》、《武》、《赉》、《般》、《酌》、《桓》组成,又名“象武”、“象舞”。歌词具在而音乐消亡。古籍中《勺》、《象》、《武》连言。事实上,“象乐”、“象舞”、“勺”源于大舜古乐的“韶乐”,是周初武王、周公改作的“新乐”。《勺》即《周颂·酌》,是象乐的代表作品。“象乐”、“勺乐”与《大武乐章》歌词、舞容的结合,代表了周代宗庙乐章中诗舞综合艺术的最完美的形态。

《周颂·大武乐章》诸篇绎释

《周颂·大武乐章》是《周颂》中的重要组诗，它在《诗经》甚至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本文在否定历来以“大武六成”为理由判断《大武乐章》有六篇之说的基础上，重新认定了《大武乐章》的篇目，即《时迈》、《我将》、《赉》、《酌》、《般》、《桓》、《武》，并对所属诸篇进行了绎释。

《大武乐章》新辨——周乐之系统研究(之一)

《大武》乐乃西周早期新制的用以祭祀祖先、实施政教的礼乐,融奏、歌、舞为一体。有关《大武乐章》,史料无明确记载。《诗经》学研究者多据《乐记》或《左传》的线索,于今本《诗经·周颂》加以考辨,取得了丰硕成果,但迄今在篇数、篇目、篇次等方面都还未达成共识,其原因主要表现在读解、利用史料的差异。本文以对前人研究方法的反思审辨为出发点,以先秦礼乐文化为语境,对《乐记》中"成"的概念作了新解释;参照《毛诗序》对"颂"的释义这一新线索,对照《左传》、《乐记》有关记载,揭示了《大武》乐章、乐舞谐配之体例,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其它文献及对《诗经》颂诗篇章的释义,对《大武乐章》进行了重新考订。考订的诗篇及次序为:《昊天有成命》第一;《时迈》第二;《赉》第三;《维清》第四;《酌》第五;《桓》第六;《武》第七。

《周颂·大武乐章》研究管窥

大武乐章》是《周颂》的重要组诗,它在《诗经》甚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从《大武乐章》的篇数、篇目和次序等方面对诸家学者的研究予以综述,以期对《大武乐章》的研究有所推进。

试析《大武乐章》篇目及次第

西周《大武乐章》篇目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昊天有成命》、《我将》、《时迈》三篇,关于次第则没有统一的说法。然而,对文献仔细分析,辨析各家的思路与方法,结合《周颂》中各篇的诗意,可以发现《大武乐章》的六篇作品按次第排列应为《时迈》、《武》、《赉》、《般》、《酌》、《桓》。

《大武》卒章论——以宋版《春秋经传集解》及王家嘴楚简为线索

《大武》乐章的篇数、篇目、篇序等问题,历来聚讼纷纭。如关于《武》在《大武》中的次序,大抵有首章说、次章说、卒章说三种观点。部分持首章说和次章说的学者认为今本《左传》所记楚子语“其卒章”有误,今本与宋版存在出入。然验之现存宋版《春秋经传集解》,朱熹刊定《诗集传》时,当时所流传的宋版《左传》所记楚子语确作“其卒章”。新出土的王家嘴楚简《诗经》亦进一步证明,《武》当是《大武》卒章。

周初《大武》乐章用诗三首考

周初《大武》乐章用诗三首考李山申少峰周初《大武》乐章，乐虽有“六成”，其用诗却并非六首；《大武》之乐，诗只有三首。有关《大武》乐章的记载，见于《左传》、《荀子》及《吕氏春秋》等典籍。《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庄王之语曰：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

《大武》首章考辨

《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载楚子语中的“《武》”指“《大武》”,而“卒章”本为“首章”。这可直接证明《武》为《大武》首章。再者。仔细体味《诗序》、《乐记》、“七德”以及《大武》歌颂武王之意,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结论。

《象》舞之据与《大武》乐章:《吕氏春秋》所见《三象》问题补议

《吕氏春秋》所记载的《三象》有周公制作旌颂成王之武功与旌颂周公之道德武功两种解读,而以周公制作说可能性最大。“三”之名义,乃与《礼记》所载的周武王伐纣之乐歌,称颂武王之武功《象》舞及《维清》《序》所载的周公制作以颂文王之武功《象》舞二者相区别而命名。《三象》之“象”乃用以称颂周成王或周公之道德武功也。文、武之《象》与《三象》在性质上都属于武舞,且均是因历史事件以旌颂历史人物的道德武功而编舞,但所配诗、乐不同,故属同名异实的《象》舞。据《白虎通·礼乐》所引逸《礼》,文、武之《象》当与象周公、召公分职而治的文舞《酌》三者合称《大武》,兼有文舞与武舞。学界认为它应曾被记载于匡卣中。核验现存的商周铭文资料,无法确定其曾记载于商周青铜器中。《三象》《象》及《大武》乐章关系的考辨与澄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文献记载与礼乐文明的复杂面向,澄清《象》舞名义、性质、作时、舞具、舞容等基本问题。

《周颂·三象》舞容与周代前期礼乐文化之嬗变

《周颂.三象》是周代礼乐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自王国维先生起,学者皆以《三象》之舞为"文舞",从而与《周颂.大武》之为"武舞"相对。然而从《三象》之舞所用舞具入手进行考察,可知历来学界对先秦礼乐文化中"文舞"、"武舞"的舞容区分是不正确的。《三象》之舞也具有相当的"武"的文化内涵。

20世纪《诗经·周颂》研究综述

因学术界长期以来对《周颂》的价值未能作出全面的评价 ,导致《周颂》研究的相对冷清。 2 0世纪学界主要从传统礼乐文化、宗教思想、文化史、历史学等方面对《周颂》进行研究 ,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大武》乐章创作背景及发展演变新考

文章通过考辨《大武》乐章的背景、功能、文本、乐舞形态及周初乐制,梳理明晰了《大武》乐章动态发展的两个阶段:《大武》初创是庆祝武王伐纣胜利、受天命仪式所需;灭商当年回到丰地之后,武王命令周公制作《大武》,这是在牧野《武》乐歌基础上的改编和增订,其完成应在武王陟后,祭祀武王的仪式之前。“武王之乐为《大武》”包含三层含义:《大武》乐章主人公为武王;是武王下令制作的乐歌;也曾用为祭祀武王的乐歌。《礼记·乐记》认为《大武》乐舞发展到东周之后存在流传中的错误,其推论很难成立。《大武》乐章的发展过程体现了周代礼乐的复杂性。

《大武》章数、章次考辨

《大武乐章》是周初制作象征武王功业、融诗歌舞于一体的一组诗。但这一乐章究竟包含《诗经·周颂》中的哪些诗篇,史无明言。近代学者关于此问题的研究,以王国维首开肇端。其后,高亨、孙作云、张西堂、袁定基、杨向奎、姚小鸥诸先生作了更深入的探讨。但由于文献缺载和对某些基本史料理解的差异,这一乐章所包含的诗章数及其章次,则言人人殊。笔者认为,我们既不可依《大武》之成数以定其章数,亦不可因《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言《大武》有'卒章'、六章之说,便定《大武》诗有七章。笔者以为楚子关于《大武》'七德'的表述,即指明了《大武》之章数,亦暗含了《大武》的章次,再参以楚子所明言之首章、三章、六章,则可定《大武》之章次,即:《武》、《时迈》、《赉》、《般》、《昊天有成命》、《桓》、《酌》。

《周颂·酌》诗旨及乐用探论

学者们多将《酌》视作《大武》乐章六成之一,但因对相关文献的采信程度和阐释角度不同,《酌》在《大武》乐章中的位置,各家说法分歧最大。通过对《酌》诗历史本事、诗歌主旨的分析,可知《酌》列入《大武》乐章任何一成皆不妥当。《酌》之诗题取义为“酌时之宜”,表现的是周人对商从“养晦”到“用介”的政策转型,这与《大武》六成乐舞前“咏叹之,淫液之”所表现的历史本事、思想感情、歌演风格正相吻合,据此《酌》诗可视作《大武》乐章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