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几个大水年大气环流特征的几点思考

通过对近 50年来发生于我国的 3次大水年 ( 1 954、1 991、1 998年 )的大气环流及全球海温异常的分析 ,初步表明 :海洋温度异常并非是我国大水发生的必要因素 ,甚至有时它并不重要 ;而欧亚中高纬区大气环流春季异常对东亚区夏季大气环流和降水异常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而 ,加强对欧亚大气环流特别是中高纬区大气环流的研究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科学任务 .

EL Nino事件与洞庭湖区大水年的相关分析与预报

ELNino事件使夏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南 ,使我国夏季主要雨带南移 ,造成长江流域降水偏多 .ELNino事件有 19年韵律周期和 3 - 5年的振荡周期 ,而且ELNino事件发生当年 (即 0年 )、次年 ( + 1年 )及前一年 ( - 1年 )夏季降水状况明显不同 ,洞庭湖区的大水年与ELNino +1年具有较大相关性 .ELNino + 1年中出现大水年的条件概率为 62 .16% ,其可靠性为 80 % ,故前兆因子ELNino事件的+

近50年来我省西部大水的环流特征分析

１引言我省西部白城、松原地区在连续２年为特大干旱所困扰后，１９９８年夏季遭受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水灾的袭击，使人民生命财产和国民经济受到巨大的损失。近５０年来我省西部干旱区、嫩江流域多次发生重大水患，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地研究，以较客观地增强抗灾的能力。对...

从1931年大水看国民政府的防灾机制建设

灾害通常会带来损失,影响社会发展。但辩证地看,灾害也会警示世人居安思危,促进包括防灾技术和风险意识在内的社会机制的进步。1931年江淮洪水,既是天灾,又和人祸密不可分。连年的兵灾战祸,社会的失控,盲目的开发,仓政的衰落,农民经济的破产等,是引发1931年大水的累积性社会因素。南京国民政府以巨大的损失为代价,开始重视包括水利、生态、仓储、准备金等救灾和防灾措施的机制化建设,希冀化危为机,以对灾害的反思和主动治理,促进国家与社会防灾事业的进步。

筑堤与筑坝:1560年长江大水与明代中后期荆江河段防洪问题探讨

1560年长江发生历史第三大洪水,荆江堤防多处溃决,防洪形势严峻。大水之后荆江河段出现新的防洪局面,除大规模修筑堤防之外,还尝试在三峡河段筑坝防洪。筑堤和筑坝的目的都是有效减轻洪水灾害,但在明代中后期,二者却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向。筑坝防洪的尝试很快湮灭,而荆江堤防则不断加高加固,成为长江防洪的重要保障。其中原因,既受着古代防洪科技水平的限制,又与区域自然和社会条件有着密切关系。荆江堤防和川江石坝的发展及演变,反映了防洪工程建设与自然和社会以及科技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同时,也是明人对人与洪水关系认识的直接反映。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中的用人制度及其自律--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灾后催生了各种救灾组织。这些组织在赈务人才的选聘标准、录用及考核程序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运营有方的机制。新机制选拔出一支新型的救灾队伍——官民合组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对"国水委"系统职员群体的社会文化资本构成进行分析,结果进一步印证了民国时期救灾组织严格的用人制度与有效的自律机制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对提高赈灾组织的工作效率和提升组织的公信力至关重要。

民国时期政府救灾的粮食调控政策及措施——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粮食调控,彰显出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诸多要素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干预灾区粮价,中央政府则从源头和大局的角度对地方的粮食流通采取宏观调控,并对粮食的运输给予优惠政策和便利,这些应急对策对舒缓灾区粮荒和稳定灾区秩序起到积极作用。

民国时期救灾查放机制社会化研究——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作为民国救灾史的一个分水岭,出现了一些带有转折性的新变化。救灾主导权的国家化和救灾机制的社会化并行不悖,一方面中央政府成立了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水委")负责全流域的水灾救济工作,凸显了国家在救灾领域里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救灾机制又呈现出社会化的特点。无论是施救原则,还是程序规则和方法,"国水委"查放局和义赈查放机构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似性。同时,社会赈灾的主体性得到彰显,专家参与、民众监督、社会选择在查放机制上创新了渠道。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的自律机制研究——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在民国水患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灾害使人成熟,大灾往往促生新的救灾机制。在应对江淮水灾的过程中,以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为代表的官民合作型的救灾组织,通过社会文化资本双重考量下的用人制度、两套账务独立运营的经费开支制度以及威慑性的惩戒法规体系等措施,构建了内嵌于救灾组织治理结构之中的自律机制。

里下河沿海垦区2003年大水期水质分析评价

利用盐城市水环境监测中心2003年大水期间里下河沿海垦区区域地表水、浅层地下水的水质监测资料,依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分析了区域的水质现状及主要污染物的形成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水资源保护措施。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用人机制与荒政社会化——对1931年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调查

民国时期政府救灾机构出现了组织社会化的新动向,为救济1931年江淮大水而成立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灾区派出机构(以下统称"国水委")堪为其例。"国水委"在赈务人才的选聘标准、录用及考核程序等方面,形成了或倚重社会资本或倾向文化资本的上下有别的用人特点。在对赈务职员聘任的流程中,"国水委"设计出担保与督察双管齐下的风险防控机制。这种趋向于社会化和公开化的用人机制,使"国水委"选拔出了从基层到中、高层的赈灾人才梯队,从而较好地保证了救灾队伍的自律和赈务事业的效率。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国水委"不啻为中国荒政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官方组织。

民国义赈募捐机制探析——以1931年江淮水灾救助为例

1931年的江淮水灾对国民政府与社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在政府救灾缺位与不足的情况下,民间力量展开了大规模的自救与援助灾区的义赈活动。此次义赈募捐,在机制方面多所创新:组织了纵横交错、辐射力很强的募捐网络,成功运用了各种新式传媒,发动了企业界营业助赈,开展了社会的义赈与慈善公益教育活动,展现了全民参与式的动员广泛性,收到了明显成效。

国民政府1931年水灾救济理念及其绩效

国民政府在承续传统荒政观念的同时,其救灾理念已经凸显出进步,对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有了更新的自觉认识。国民政府的救灾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国计民生,暂时度过了这段"多灾多难"的风险期;但救济的不彻底又把灾民推向反抗与起义者的一边,为国民政府最终丧失其政治合法性累积下了不稳定因素。

1931年江淮水灾工赈机制研究——以江苏省为中心

1931年江淮大水损失奇重,对灾民的救济和灾后重建困难重重。工赈作为近代以来有效的灾荒救治模式,在1931年江淮大水灾后重建中得到充分运用和发展。政府接替民间义赈团体成为此次工赈的主角,南京国民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建立了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双重工赈指挥体系,藉此展开了工赈项目的设计与运营,一方面疏通与合作机制使1931年江淮工赈取得了显著成绩;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诸因素则制约着工赈机制的良性运转。

1931年汉口水灾述论——基于民国报刊为中心的考察

1931年仲夏,持续近两月之久的水灾令武汉三镇"顿成泽国",其中尤以汉口为甚,整个被浸"水中数尺至丈余"。当时诸多报刊纷纷报道消息、发表评论,内容涉及汉口水灾的灾情纪录、原因探究、影响分析及各个层面作何应对等诸多方面,及至灾后仍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反思,可谓真实再现了当年汉口大水的惨状。梳理和探究这些报道、评论,对于当下而言亦不无警戒和借鉴作用。

今年可能发生严重水旱灾害

湖南省副省长庞道沐在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会议上强调:我省面临严重的水早灾害威胁。为战胜今年可能发生的特大洪涝干旱,当前各有关部门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依靠和发动群众抓紧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庞副省长说,据国家气象局分析,去年冬季大陆气温偏高,气候异常,今年可能发生严重的水旱灾害。去年长江出现117年以来的最枯水位,历史上许多枯水年之后紧接着就是大水年。因此,各有关部门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我国西北、华北地区地表径流量的估算及分析

规模宏伟的南水北调引水工程,几经研究,仍有争论。究其原因之一是现有水资源基本数据的不同,尤其是占水源比重很大的河川径流量。最近我们估算和分析了西北、华北地区河川径流资源和农业最需水月的径流变化,为南水北调工程的研究,提供一些基本数据。 从全国来看,我国河川径流资源丰富。据最近估算,全国河川径流总量为26345亿立米。我国河川径流总量虽然大,但平均径流深仅274毫米,接近于全球陆地平均数而低于亚洲、

“助人自助”与“建设救灾”——1931年江淮大水灾后重建观念及其措施研究

民国时期灾害频仍,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政府和社会各界重新思考救灾问题,中国传统的救灾思想进一步转型,"变救为助"、"教养兼施"逐渐成为民国灾害救助的主导理念。这一理念在灾后重建的机制设计中得到充分体现,以工代赈、以贷代赈、以助代赈观念在救灾实践中脱颖而出,并作为1931年大水灾后重建的重点项目而得以优先运用,其运作机理和特点彰显了民国时期救助比例结构性的变化,以及重建机制在操作层面上的日渐成熟。

从1931年大水看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救灾关系博弈

1931年大水救济,国家吸收了义赈精英,组成了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水会),借鉴采用了义赈经验,在此基础上,对中央与地方在救灾中的关系重新定位。一方面在机制的设计中,重组一套自上而下的中央救灾军,将救灾指挥权和调度权收归中央,避免假手于地方。另一方面,国水会不得不借助于地方行政资源及其对地方赈务的熟悉,将地方政府对救灾工作的支持和配合作为考核其政绩的一个重要筹码。经过多轮利益博弈与关系整合,国水会以退为进,最终磨合出与地方政府谈判协商的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