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修五部《大清会典》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自民国以来,前贤时哲对清修五部《大清会典》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考察《大清会典》性质,考察其编纂、体例和版本,阐发其法律价值等。这些既有成果,为研究清代典章制度、行政法规和官书编纂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而清“会典馆”的运作机制尚未引起学界较为广泛的关注,这应是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

传统邮驿体系的时—空结构与清帝国权力网络--从《大清会典》驿程看清代通讯手段的时效困境

清帝国依托庞大的邮驿体系,建构了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的帝国权力网络。集权国家需要克服距离越远对地方控制越难的问题,因而在长期保持对里程信息收集整理、补充校正与记录存储的传统,驿程的记录与实际运行与之互为表里。《大清会典》及《则例》中的驿程信息主要有三类:节点(包括原点)、路线和数据,其记载有着复杂而又一以贯之的结构与模式,用“链条状”和“树状”两种方式呈现了驿路的分布结构,其向心性和层级性表达了古代王朝国家中央顶层设计“中心—边缘”的地理格局、空间秩序与特定的政治思维。道路里程信息既是日常邮驿工作开展的实用资料,也是国家持续掌握交通权力的知识来源。由于交通“用时间置换空间”的特殊属性,交通史的研究也应重视时间—空间的关系。驿置里程不仅仅是空间距离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实际的运行和操作中,“到京日期”就是时间信息与地理信息对应的产物,是“距离时间化”的表达方式,能直观反映交通对空间和时间的控制。驿程空间可以作为邮驿时间的参考标准,反过来,时间也是空间的一种表达方式,是计量距离可重复的实际经验的总结,在实际邮驿事务运行中,里程距离是固定的,但运行时间是变动的,这种变动带来不确定性体现了邮驿网络的动态变化和帝国权力的伸缩与强弱。传统驿站已有的突破限于地域上的向外扩张和向内深入,以及中央集权之下向心性的强化;而时间上的突破很小,时效困境也成为清末驿站体系僵化最为突出的问题,影响着国家对既定空间秩序维持的效力。

清代行政立法理念与路径探析--以《大清会典》编纂为例

《大清会典》历经五朝纂修,作为清代行政法律的典型代表,对清代国家行政治理和行政体制运行发挥着重要的规制和保障作用。《大清会典》在编纂过程中始终贯彻“成画一之规”的统一理念、“一代之治法”的实用理念和“为百官奉行”的治官理念等核心理念,并且通过“典例分编”的总体结构、“以官统事”的编排体例以及简洁性、准确性与逻辑性并重的语言表达,覆盖清代行政活动的方方面面,构筑了一套结构严密、内容完备的清代行政法律体系,在统一行政标准和澄清吏治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效。撷其精华、弃其糟粕,吸取清代行政立法的智慧和经验,能够为当代行政法治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彰显中华法系的独特魅力。

清宫五修《大清会典》考述

中国古代最大一部断代政书<钦定大清会典>,先后由五位皇帝分五次开馆纂修:从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历时二百余年,经过了八朝皇帝.这五位皇帝的开馆纂修时间分别是:康熙二十三年,雍正二年,乾隆十二年,嘉庆六年,光绪十二年.

《大清会典》三问

法史学界关于《大清会典》的效力、适用、编纂意义问题上具有影响力的三种观点有待商榷。《大清会典》并不具有最高效力层次的法律地位,其在适用上具有三个特点:朝廷统一编纂《会典》,各衙门分别适用则例;皇帝根据需要直接适用《会典》中的礼制大纲;援引律例而非《会典》断罪。编纂《大清会典》,具有确立法统、统一法律体系的政治意义和法律意义,又有建立盛世标志、争取官民拥戴的文化意义和教育意义。

从《黑图档》看《大清会典(嘉庆朝)》纂修史料的收集

辽宁省档案馆藏《黑图档•嘉庆朝》内包含了许多涉及到《大清会典(嘉庆朝)》纂修情况的档案。本文以《黑图档·嘉庆朝》作为研究资料的来源,从嘉庆朝收集《大清会典》纂修史料入手研究嘉庆《大清会典》的纂修,以期为当前的清代档案利用与编纂提供借鉴。

《大清会典》、《蒙古游牧记》喀尔喀地名误读考辨

清朝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绘制出多幅各级行政建置的地图。清代盟旗游牧地图,乃其中之一。在清代盟旗游牧地图的基础上清朝会典馆组织人员编写《大清会典》,其《疆理卷》载有较为详细的蒙古各盟旗游牧地。张穆《蒙古游牧记》吸收其成果,第一次尝试以内地郡县为例,撰写外藩蒙古行政建置——盟旗的历史地理。该著作为蒙古历史地理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为边疆史地研究留下了光辉篇章。但由于《会典》的作者群和《蒙古游牧记》作者生活年代、历史背景、语言功底等诸因素所限,该两部文献所记载的地名解读、游牧地方位界定、方向辨认以及历史考证方面犯有不少讹误。本文试图以《蒙古游牧图》(以下简称为《图》)等各种古地图、历史地图、现代地图为据,对喀尔喀4盟86旗的数千条地名进行研究考察,对其讹误地名进行归类和纠正。

《大清会典》满汉文版本形成考释

《大清会典》是清代官修典章制度类史书。清代专门成立会典馆,用汉文和满文两种文字纂修。各朝会典在纂修的过程中形成稿本、精写本、武英殿刻本和石印本等不同版本。本文拟根据档案中记所载的相关史料,梳理清代不同朝所纂修的《大清会典》各版本的形成,并阐释其价值。

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满文稿本及其价值

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满文稿本数量可观,特色鲜明,保存比较完整,清晰记录保存了编纂信息,反映出增删修改内容及翻译情形,体现了誊抄过程和功课的信息,能够为研究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满文本的纂修提供直接依据,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也能够为研究清代末期满语文提供翔实的书面语语料。

清代官修史书与《大清会典事例》

《大清会典事例》内容丰富，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是也有记载失实的地方。清代编修有关《实录》及《大清一统志》、续修《三通》、《大清会典》等，这些官方纂修历史文献事在《大清会典事例》中都有记载，但讹误失实的地方很多。对这些《会典事例》中的错讹加以辨正考订，对研究清代史学是不可或缺的工作。

清代理藩院职能的发展与完善——读《钦定大清会典》

清代各朝的《钦定大清会典》中所记载的理藩院的机构设置与职能,有一个沿革与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从理藩院在机构设置的日益成熟和各种具体法令规则的日益完善的现象可以体现出来.……

嘉庆殿本大清会典图——稀见的古籍装帧及版刻形式

清代宫廷书籍装帧艺术,素以庄重、高雅和华丽著称,在中国古籍装帧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清宫遗留下来的实物观察,其书籍装帧往往不惜工本,用料考究,匠心独运,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有所发展和创新。这些装帧形式的变化,除了反映当时的工艺水平、人们的审美观念外,也同阅读、保护、流传等实用功能密切相关。 中国古籍的装帧形式,先后有简策、帛书卷子装、纸书卷子装、旋风装、梵夹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毛装及金镶玉装等。清代宫廷印刷技术和书籍装帧水平,基本代表了有清一代的最高成就。其中印刷工艺虽无太大的创新,但制版、印版。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辨误一则——顺治十四年川陕三边总督并未改置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3《吏部》载:(顺治)"十四年,停陕西总督兼辖四川,专设陕西总督一人,四川总督一人"。后人研究者往往据此引证此记载认为在顺治十四年,川陕三边总督陕西总督被撤销,而代之以陕西总督和四川总督。又有以《清实录》为据,认为一直到顺治十八年四川总督才正式设置。那么顺治十四年到底有无撤销川陕三边总督?陕西总督和四川总督又于何时才分别正式设置?《清世祖实录》,在顺治十四年八月丁丑,

数据分析视域下清代宗室封爵等级研究——基于《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的知识发现

[目的/意义]对清代宗室爵位等级及其路径迭代进行分析,以丰富清代宗室封爵等级研究成果,为后续学者进一步分析封爵制度和进行其他相关研究提供借鉴。[方法/过程]利用定量的分析方法,对《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封爵卷进行标注、统计分析,并根据乾隆十三年“钦定爵表”,对宗室子嗣进行路径迭代分析。[结果/结论]研究发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封爵卷自“封爵等级”到“封号”,内容条目数量整体上呈现递减趋势,临时条例主要集中在乾隆朝及以前,而具体事件则主要分布在乾隆朝及之后;路径迭代分析极大地反映了子嗣地位在清代贵族中的重要性,同时严密的爵位等级加上降袭、考封等封爵方式以及世袭罔替、按次承袭的袭爵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宗室爵位冗滥,有助于维护清朝社会稳定。

“列我藩服”:清朝对中亚地区理藩体制之法规范研究

随着疆域的开拓,清朝统治阶层结合自身的民族特点与政治实践,在继承明朝礼部主管之朝贡体制之外,发展出另一种由理藩院主导,针对中亚地区各外藩的对外理藩法律制度体系,进而形成了由《大清会典》《理藩院则例》及《大清律例》等不同层次的法规范中相关条文建构起的对外理藩的法规范体系。清朝通过对外理藩制度,将中亚地区各外藩与传统朝贡国分开,使得清朝的对外法律秩序体系相较于明朝的朝贡体制,呈现出多元化的样态。

《大清会典》对清朝施政西藏的记述

册封五世达赖喇嘛,设立驻藏大臣,封西藏王公贵族以各种爵位,实行金瓶掣签制度,这些清朝对西藏施政的重要举措,在《大清会典》、《大清会典则例》、《大清会典事例》中的'理藩院'部分,有比较详细地记述。因此,《大清会典》诸书中的'理藩院'部分,是研究清代西藏史的重要资料,应当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此外,从《大清会典》诸书的记述,也可以看出清朝对西藏施政具有全面性和持久性、阶段性、不平衡性等特点。

乾隆《大清会典》编纂述论

乾隆《大清会典》的编纂有组建编纂队伍、征集资料、确立管理制度、确定编纂体例、商讨内容取舍等环节,各个环节几乎都是在乾隆裁夺下进行的。编纂队伍的组建具有满汉兼顾、内行修史、灵活变通的特点,会随时根据现实情况调整各类编纂人员的数量。在资料征集方面则依靠皇权,随时可以调看皇帝实录、各衙门的档案文书等相关资料。为保证修书进度和编纂质量,乾隆群臣还制定了考勤考绩、进呈御览等规章制度。在编纂体例方面,乾隆会典实行典例分列的编纂方式,极便省览,并根据实际需要调整了一些条目的次序,还详加考证,保证了典制记载的准确性。在内容取舍上,乾隆会典做到了辞简事该,突出了重要典制。

略论清初崇德会典的议定

清政权入关前颁行的部分法律、政令保存在“崇德元年丙子岁四月十二日登基后议定 (的 )会典”中 ,即《崇德会典》。近年有人撰文提出“《崇德会典》子虚乌有”,连所使用的史料都是虚假的。其实 ,清初皇太极时期是有《会典》的 ,将其命名为《崇德会典》不仅符合古籍整理所遵循的一般规范 ,而且在清初的司法实践中也能证明是运用了《会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