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田渡“大清皇帝功德碑”满汉碑文再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1639年朝鲜仁祖国王树立在汉城以南三田渡的＂大清皇帝功德碑＂的来龙去脉,并参照英、美、俄、日、韩等国的相关摹本、拓本、记录或者研究,以及笔者实地所摄碑文数码资料,厘清了一段自19世纪晚期以来围绕该碑的满、汉碑文发生的学术公案,提供了翔实的汉碑文以及满碑文穆麟德转写。本文指出,满、汉碑文中部分文字无从辨认的问题是发生在1895年该碑被投入汉江之后,就碑文内容而言,朝鲜大臣李景奭撰写的汉碑文,实际上是对1637年时经对清主和派崔鸣吉之手的朝鲜致清方一系列文书的引用、归纳和润色,并非李氏草创。另外,本文也指出了满碑文对入关前的清政权政治话语建设及其政治身份的认同转变所发生的重要作用。

关于《大清乾隆五十八年“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题名问题

本文利用清代文书档案以及藏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初步探讨了"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题名问题。认为"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藏汉文文本俱未曾"钦定",根据史料提供的各种信息,为其拟题为《大清乾隆五十八年"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比较符合历史实际。

汉族地主阶级的分裂与清初政策

清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继元朝之后又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集权封建帝国。这是一个以满族贵族为核心、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但是,清初南方汉族地主和北方汉族地主对待这个政权的态度却很不一致,并由此而影响着清初的某些政策。这是清初国内民族关系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对此加以考察,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明清之际的历史面貌和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的变动。

国博藏清“皇帝之宝”考析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清代碧玉"皇帝之宝",为"盛京十宝"之三,其质地、尺寸、形制与《大清会典》等文献记载一致。其印迹见于国博藏顺治七年(1650年)《皇父摄政王丧仪合依帝礼诏》,十八年(1661年)《招抚郑成功部下诏谕》、《招抚刘二虎、郝摇旗诏谕》,康熙元年(1662年)《俘获永历帝宣捷诏谕》,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顺治七年(1650年)《皇父摄政王以疾上宾哀诏》、十一年(1654年)《册立皇后博尔济吉特氏之诏》。馆藏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平定,维新庶政,大沛宽和诏谕》,已改用"十宝"之青玉"皇帝之宝"。国博藏"大清受命之宝"为十宝之首,其用途是"以章皇序"。"十宝"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赍送盛京"凤凰楼"而藏之";光绪初年移至敬典阁保存;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沙俄进军我国东北腹地,清政府于9月30日将其移往承德避暑山庄保存;1913年"辇致京师",由古物陈列所及故宫博物院典藏。此二宝现为国博珍贵藏品。

朝鲜国王别派内官赴清献鹰之初探

崇德四年(1639)到顺治十七年(1660),朝鲜国王前后十七次向大清进献了"鹰连",并且,其中除了孝宗二年(顺治八年,1651)以外,每次率领使行赴清的都是内官。然而,这种内官使行所进献的"鹰连",确切地说不是"贡物",而是一种国王进献给大清皇帝或摄政王的"私礼"。而当我们将这种进献"私礼"之举,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重新审视时,就会发现,其实,此举也并非出自朝鲜国王的本意,而是他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所做的一个被迫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