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难产的司法改革

许世应的意思是,新的司法制度固然难免缺陷,人民对新制缺乏信心与认同,中央和地方的情况也存在差异,但最大的困难还是人才与财力上的限制。而且,改革还受到地方势力、知识分子、办事人员的牵制、质疑和阻挠，

京师同文馆与近代法学教育

1902年起,京师大学堂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本土法律人。在民国初年担任大理院院长的余昌、任众议院议长的吴景濂和司法总长张耀曾都是在这里接受了最早的法学教育1898年,光绪诏令设立京师大学堂。根据当年总理衙门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大学堂的课程被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两大类,其中法律学被归于专门学中的＂高等政治学＂门下。然而,未待京师大学堂真正开设法律学课程,

“五四”运动中的三个“反派人物”

曹汝霖:民国头号律师曹汝霖出生于上海,为家中独子,曹家书香门第,但家境并不宽裕。年轻时的曹汝霖厌倦八股文,一心想学造铁路,他执意自费去日本留学,家中无钱,双亲为了让他如愿,卖掉两亩地送他去了东京,就读于东京法学院。辛亥革命后,政府成立了司法部,已辞去公职的曹汝霖遂申请律师证书,居然是"第一号",成了民国的"头号"律师。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

余棨昌

余棨昌(一八八二——一九四九),字戟门,浙江绍兴人。一九零二年以京师大学堂高才生选派留日,一九一一年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回国后曾任户部主事。民国北京政府大理院民二庭庭长,大理院院长兼司法惩戒委员会委员长,转任修订法律馆总裁。

大陆及台湾地区抽象法律解释权配置比较研究

抽象法律解释权的配置是各个法域都需要处理的问题。中国大陆地区将抽象法律解释权配置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台湾地区则将其配置给“司法院”大法官。两者安排和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通常的制度安排均不相同,但都是因袭历史因素、因应现实需求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