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大礼议时期的嘉靖初年政治——以君臣文书交流为中心的考察

以议礼为线索,嘉靖初年发生了一系列政治纷争。在李福达案与科、道互纠中,世宗与张璁等人的通力合作,成为嘉靖朝君臣以文书交流的先声与契机。通过君臣之间的秘密文书往来,世宗借汪佃侍讲一事机密、有效地清查翰林官员,皇权在具体政务实施中的作用得以放大。在张璁、桂萼去职与杨一清受贿两案中,秘密通信成为诸臣攻讦政敌、倾轧同僚的手段。世宗君臣视私密文书通信为重要交流手段,共同铸就了后大礼议时代的嘉靖初年政治。

基于“百子大礼轿”宁波朱金木雕工艺美术研究

本文通过对民国“物华号百子大礼轿”的美术工艺、宁波朱金木雕工艺进行调研分析。对其轿子结构组成、工艺美术特色、文化意蕴等方面进行探讨。并从雕刻技法、图案纹样、髹漆贴金工艺等方面展开研究,对其工艺美术价值、传承和发展进行了阐述。

基于适老化的历史文化街区溯源和新生--以聊城市大礼拜寺街区为例

基于适老化研究原则,采用发现问题、进行反思、提出优化策略的层层递进式研究方法,通过从文化溯源、人口交通、村落建设、产业结构四个方面分析大礼拜寺街区的京杭文化,从经济与旅游、城市与活力、人文与历史三个角度进行场地考量,提出适老化的街区更新优化方案。依托当地社会、经济、旅游和交通的发展现状,通过京杭历史和宗教民族的发展,挖掘并激发该街区的潜在价值,以此实现对京杭文化和民族记忆的溯源和新生。

杨一清与大礼议

大礼议可分别以"左顺门事件"的爆发和《明伦大典》的颁布为断限标志,分成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杨一清在议礼之初以在野元老的身份对"议礼派"观点给予重要的舆论支持,也为自己起复、入阁奠定了基础。身为内阁首辅,他广泛参与对大礼后续工作的处理,尽力维持文官集团的和睦,规诫世宗君臣进一步打击"护礼派"的极端行为。不能轻易断言张璁等人的做法代表"革新",而杨一清的努力是"因循守旧"。

大礼仪与杨廷和阁权的畸变──明代阁权个案研究之一

在大礼议激烈论战时期的杨延和与新君世宗的暂时对抗不是间权的扩张，而是其阁权因脆弱和不足所导致的畸变。杨廷和集团的弄权及其对反对者所采取的调出京师、肆意攻击乃至暗杀行为则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权臣专横跋扈现象的再现；要突破洪武祖制而实现阁权的扩张，必须具备诸多必要条件，它不可能在与皇帝的对抗中完成，更不可能通过挟持皇帝而侥幸成功。

“大礼议”与明代后期士人心态蜕变

嘉靖"大礼议"以还,专制皇权的高度强化、社会文化和思想禁锢的加剧与经济发展、繁荣之间存在的错位,导致了明代中后期知识分子与君主间的严峻对立以及知识分子内部的急剧分化。士人阶层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受挫,转向建设和享受日常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生活观,使人得以正视自己的身体、欲望和个体生存。但与之相应的,却是对国家前景、社会事业的淡漠。

方献夫与“大礼议”之争

在明嘉靖朝的"大礼议"之争中,世宗与廷臣势成水火。方献夫不顾位卑职微,两次上疏,提倡"圣人制礼本缘人情",力倡世宗应"继统不继嗣"。其后,方献夫与张璁、桂萼、霍韬等人因议礼骤贵,共同编纂《明伦大典》,定议礼诸臣之罪,全面奠定世宗一方在"大礼议"中的胜利。方献夫在"大礼议"中所起的作用虽不及张璁、桂萼,然其发挥的影响亦不容忽视。

大礼议与嘉靖朝的人事更迭

在百余年的明史研究中,学界根据不同时代的现实需求,对明代的局部问题进行分散的点状研究,系统、深入、全面的基础性研究远远不够,形成了明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两头大,中间小"的现象,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人云亦云,陈陈相因,缺乏深度的理性认识。在明代27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嘉靖朝处于承先启后的特殊地位,与其前后的明代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视多变的嘉靖时代而一再地重复"腐败"、"黑暗"、"混斗"的老调,将不可能真正认清明代历史变化的轨迹。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客观研究,特别是以理性的心态消除传统的阴影,正确对待多变的嘉靖时代特征,将大大改变明史的研究格局,提升明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推动明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近十多年来,嘉靖朝历史研究成为明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并持续升温,新成果不断涌现,大大地突破了传统看法,对长期以来将几近半个世纪的嘉靖政治简单地描绘成漆黑一团、进而凸现张居正影响下的万历初政的学风有较大的触动,促使人们对相关的问题进行新的审视。为了及时反映部分中青年学者在嘉靖历史研究中的前沿成果,特主办"嘉靖变革的多维透视"笔谈,内容涉及嘉靖朝的人事更迭、祭礼大变革、世宗理政方式的新特点、嘉靖时期世风的新气象及中朝关系的政策调整等方面,展现了正德、嘉靖之际因皇位异常更迭所引起的人事的重大调整和由此所带来的多方面的显著变革。

张璁议礼思想述论——对张璁在大礼议中“迎合”世宗之说的批判

大礼议是明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要对明代中后期改革历史进行客观、深入的研究，首先必须重新认识大礼议事件。而重新审视大礼议的关键在于剔除张璁“迎合”世宗的传统偏见。从张璁依据具有法律效力的武宗遗诏、依时据实和顺应人情等三个方面反映出的议礼思想来看，张璁对杨廷和违背武宗遗诏而强迫世宗改换父母主张的坚决抵制是合法、合理、顺情之举，而非“迎合”、“揣摩”世宗之私心的“小人”行为；在大礼议中，杨廷和追随者对其违法、悖理、逆情的主张极力迎合附会，他们才是真正的迎合集团，这是导致他们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安西榆林窟第19窟大礼平定四年题记考

榆林窟第19窟大礼平定四年题记为大理国僧俗四人巡礼榆林窟时留下的题记,时间在五代两宋时期,大礼应当为大理的同名异写,平定是大理国的年号。该题记具体反映了当时地处西南地区的大理国与西北内陆边陲宗教文化的交流情况,弥足珍贵。

杨廷和与大礼议——中国历史上人事成功更迭的典型案例

近年来,晚明史的研究越发"热闹"起来了,晚明社会的转型成了众多学者喜好"凑热闹"的地方,但晚明社会大变迁,扑朔迷离,其起点究竟在何处,不同学者的研究视阈不同,往往所强调的重点也是不同的。本期刊发的这组专题讨论文章,尝试着从中晚明政治变动与社会转型的关系入手,从晚明社会转型出现的问题,倒推出国家管理缺失与权力异化的政治原因,而晚明国家管理缺失与权力异化又与明代从嘉靖到万历时的政治变动密切相关,这个变动又可以直追到嘉靖初政局与人事的变动。探究晚明史还有其他的路径,我们也期待着学者们对此问题进行多角度的探讨。

明代大礼议新探

要客观地认识明代中后期历史发展趋向和全面地认知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改革特点，重新审视“大礼议”，搞清明世宗独立于孝宗帝系称帝的政治意义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大礼议的核心不是世宗之父兴献王朱阮能否称皇称帝的尊祀问题，而是明世宗朱厚璁能不能按照武宗遗诏称兴献王为父为考的问题。大礼议之争明确了朱厚璁与朱阮的父子关系，其法律意义就在于使世宗与孝宗帝系决裂，而以独立的姿态执政革新。从此。

明代嘉靖“大礼议”与朝鲜王朝之回应

明代嘉靖"大礼议"深刻改变了明代政治格局和国家祭祀体系,并引起朝鲜王朝君臣的高度关注。朝鲜中宗不断遣使庆贺世宗胜利,这有助于缓解其自身的内外危机和王权困境,并促成明鲜关系更为亲密。与此同时,朝鲜君臣结合本国政争对"大礼议"所做的评论,体现出朝鲜权力结构和士林政治的若干特点。朝鲜王朝后期,多次出现旁支继承王位的情况,"大礼议"再度成为影响朝鲜政治的历史参照,仁祖"礼讼"几乎是明"大礼议"的朝鲜翻版。其间,丁若镛等人从礼学角度对"大礼议"做了深入反思。从"大礼议"角度看,明朝对于朝鲜,既是榜样,又是他者。

明武宗拒绝立嗣与大礼议

自"靖难之役"之后,"大礼议"是明代历史的一大分水岭。要客观地认知大礼议,须对武宗拒绝立嗣有一全面的认识。武宗生前屡屡拒绝公开从宗室中选立嗣君的要求,未能行使立嗣权,直接造成了武宗的断子和孝宗的绝孙。同时,也决定了世宗继位的特殊性。武宗未效法宋仁宗在前,世宗拒绝效法宋英宗在后。武宗拒绝立嗣的行为就已经决定了大礼议的走向。杨廷和集团在大礼议中的失败是必然的。

蒋太后与大礼议

在明朝嘉靖年间的"大礼议"中,世宗之母蒋氏的尊崇问题始终是十分重要的。这体现在四个方面:蒋氏"尊称"问题是明世宗启动"大礼议"最为迫切和重要的原因;蒋氏入京礼仪之争,使明世宗初次突破"护礼派"的防线,争得了主动;在蒋、张太后"寿旦朝贺之争"中,世宗严惩护礼官员,实现了蒋氏"尊称"中加"皇"字的愿望;世宗强行去掉蒋氏"尊称"中的"本生"二字,导致左顺门事件的发生和"大礼议"的决定性胜利。蒋氏"尊称"问题的解决与否,直接影响着"大礼议"的进程。

明孝宗美政与“大礼议”之关系述论

由于明孝宗是明代中期美政颇多的一位难得贤君,且距明世宗称帝之际为时不远,所以群臣在嘉靖初年"大礼议"时的一边倒多是出于真心实意地思念孝宗美政之情。张璁等人议礼时对反对者极为愤恨,对反对世宗者加以"元恶"、"奸党"、"宁忤天子不敢忤权臣"等丑诋之词,但这绝非杨廷和等大臣对张璁等异议者有所打压所能彻底造成的。"大礼议"毫无疑问既是明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场礼仪之争,也是一场权力之争,但也确实有这两种解释所不能涵盖的内容。

唐代官员大礼服之礼仪考辨

唐代官员大礼服包括祭服、朝服和公服,各依礼制用于不同场合。然祭服使用范围较小,而朝服、公服礼节繁琐,穿著不便,因而,唐廷虽然制度层面尊从古制,但实际操作中却是屡有调整：初、盛唐时期朝、公服多被祷褶服所取代,后祷褶服渐废,则由常服履行二者职能。这种独特的礼服格局是强大、开放的唐帝国的精神实质的体现,更是南北朝至隋代一直在进行着的民族大融合及多种文明大交汇的结果。

“大礼议”事件的政治意义与嘉靖前期的政治局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礼议"的研究热潮中对其政治本质和意义的认识在全面性、整体性的把握上仍嫌不足。这种思维方法上的倾向,直接导致对其政治评价上的众说纷纭。实际上,"大礼议"事件从纵横两个维度上将嘉靖前期政治的各个方面贯穿起来,并在相当密切的程度上影响着其他的朝政事务,因而它集中体现了嘉靖前期的政治格局。这种格局中反映出的政治思想和意识的变化、政治风气的特色,恰恰反映出处于明代前期向后期社会转变的嘉靖前期社会政治的风尚。

“大礼议”视阈下的张居正夺情与政治剧变

张居正夺情是"大礼议"之后对明代政局产生显著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发生在正德、嘉靖之际的"大礼议"对明代政治有着积极的意义,一方面使世宗成功地实现了皇权的转移和人事的更迭,另一方面藉此推行全面改革,使杨廷和集团被彻底清除,未能东山再起,难以掀起风浪,确保了嘉靖朝政治的稳定。但张居正在夺情事件中一味地钳制舆论和粗暴地严惩反对者,引发了公愤,隐藏着极大的危机,却又无意消除和无力化解,未能在生前消弭分歧,致使积怨成祸,死后瞬间爆发,对万历政治生态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使后张居正时代的万历政治陷入了持久的混乱而不可收拾,直至亡国。

明代"大礼议"前后的内阁体势变化

明代内阁最初是皇帝的秘书机构,其权力呈现逐渐增长趋势。至正嘉之际,皇权虚空,事实上形成了以内阁为核心的、强有力的官僚行政系统。这种中枢权力结构体势由于杨廷和一派在"大礼议"事件中的失败而未制度化,从而形成议礼后内阁权力相对于皇权的削弱,相对于行政系统的增大,以及阁臣间更频繁争斗的局面。这些变化对明后期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