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岳到黄山:明清徽州行旅中心的转向

本文通过陈述明清之际白岳、黄山名声兴盛之始末,将之与因此而兴的黄白游,以及由黄白游产生的山水画联系在一起,在一个整体的社会环境中阐明以白岳、黄山为主题的卷轴画的诞生缘由。在社会变化的大背景下,以吴门画家为创作主体的白岳图像逐渐转向以地方画家为主导的黄山图像,这一切不仅仅发生在黄山白岳之间,更与千里之外遥居紫禁城的九五之尊息息相关。帝王的喜好、王朝的更迭牵动了两山名望的盛衰隆替,江南文士一手塑造的白岳图景在清代走向沉寂,逐渐消弭在黄山浩瀚的松石云海之下,徒留虚名。

后大礼议时期的嘉靖初年政治——以君臣文书交流为中心的考察

以议礼为线索,嘉靖初年发生了一系列政治纷争。在李福达案与科、道互纠中,世宗与张璁等人的通力合作,成为嘉靖朝君臣以文书交流的先声与契机。通过君臣之间的秘密文书往来,世宗借汪佃侍讲一事机密、有效地清查翰林官员,皇权在具体政务实施中的作用得以放大。在张璁、桂萼去职与杨一清受贿两案中,秘密通信成为诸臣攻讦政敌、倾轧同僚的手段。世宗君臣视私密文书通信为重要交流手段,共同铸就了后大礼议时代的嘉靖初年政治。

明代北京正阳门关帝庙源流考

明清时期,北京内城九门的瓮城中均修建关帝庙一座。正阳门关帝庙坐落在正阳门瓮城,该庙依托较为特殊的地理位置极具特殊性。该庙大致兴建于明代弘治年间,但是弘治、正德两朝皇帝并未对其进行“特殊的关照”。直到嘉靖皇帝登基后,他对这座坐落于瓮城中的小庙投以青眼,将其抬升为国家祀典关帝庙之一。正阳门关帝庙的加封成为该庙的兴盛之始,嘉靖皇帝想通过对正阳门关帝庙加封的方式,将明代的守护神由真武替换为关羽,保证其大宗的身份。

明代杰出的白族学者李元阳

明代中后期,在西南边疆的云南,诞生了一位杰出的白族学者,他就是李元阳。李元阳生于明弘治十年(1497年),字仁甫,大理府太和县(即今大理市)人。因世居点苍山十八溪之中,故号中溪。李元阳儿时便喜好读书,尤好文史。嘉靖元年(1522年)中云贵乡试第二名,嘉靖五年(1526年)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不久,因卷人“大礼议”事件,被贬为江西分宜知县,后又任江苏江阴知县。

杨一清与大礼议

大礼议可分别以"左顺门事件"的爆发和《明伦大典》的颁布为断限标志,分成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杨一清在议礼之初以在野元老的身份对"议礼派"观点给予重要的舆论支持,也为自己起复、入阁奠定了基础。身为内阁首辅,他广泛参与对大礼后续工作的处理,尽力维持文官集团的和睦,规诫世宗君臣进一步打击"护礼派"的极端行为。不能轻易断言张璁等人的做法代表"革新",而杨一清的努力是"因循守旧"。

“大礼议”与明代后期士人心态蜕变

嘉靖"大礼议"以还,专制皇权的高度强化、社会文化和思想禁锢的加剧与经济发展、繁荣之间存在的错位,导致了明代中后期知识分子与君主间的严峻对立以及知识分子内部的急剧分化。士人阶层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受挫,转向建设和享受日常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生活观,使人得以正视自己的身体、欲望和个体生存。但与之相应的,却是对国家前景、社会事业的淡漠。

大礼仪与杨廷和阁权的畸变──明代阁权个案研究之一

在大礼议激烈论战时期的杨延和与新君世宗的暂时对抗不是间权的扩张，而是其阁权因脆弱和不足所导致的畸变。杨廷和集团的弄权及其对反对者所采取的调出京师、肆意攻击乃至暗杀行为则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权臣专横跋扈现象的再现；要突破洪武祖制而实现阁权的扩张，必须具备诸多必要条件，它不可能在与皇帝的对抗中完成，更不可能通过挟持皇帝而侥幸成功。

方献夫与“大礼议”之争

在明嘉靖朝的"大礼议"之争中,世宗与廷臣势成水火。方献夫不顾位卑职微,两次上疏,提倡"圣人制礼本缘人情",力倡世宗应"继统不继嗣"。其后,方献夫与张璁、桂萼、霍韬等人因议礼骤贵,共同编纂《明伦大典》,定议礼诸臣之罪,全面奠定世宗一方在"大礼议"中的胜利。方献夫在"大礼议"中所起的作用虽不及张璁、桂萼,然其发挥的影响亦不容忽视。

大礼议与嘉靖朝的人事更迭

在百余年的明史研究中,学界根据不同时代的现实需求,对明代的局部问题进行分散的点状研究,系统、深入、全面的基础性研究远远不够,形成了明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两头大,中间小"的现象,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人云亦云,陈陈相因,缺乏深度的理性认识。在明代27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嘉靖朝处于承先启后的特殊地位,与其前后的明代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视多变的嘉靖时代而一再地重复"腐败"、"黑暗"、"混斗"的老调,将不可能真正认清明代历史变化的轨迹。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客观研究,特别是以理性的心态消除传统的阴影,正确对待多变的嘉靖时代特征,将大大改变明史的研究格局,提升明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推动明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近十多年来,嘉靖朝历史研究成为明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并持续升温,新成果不断涌现,大大地突破了传统看法,对长期以来将几近半个世纪的嘉靖政治简单地描绘成漆黑一团、进而凸现张居正影响下的万历初政的学风有较大的触动,促使人们对相关的问题进行新的审视。为了及时反映部分中青年学者在嘉靖历史研究中的前沿成果,特主办"嘉靖变革的多维透视"笔谈,内容涉及嘉靖朝的人事更迭、祭礼大变革、世宗理政方式的新特点、嘉靖时期世风的新气象及中朝关系的政策调整等方面,展现了正德、嘉靖之际因皇位异常更迭所引起的人事的重大调整和由此所带来的多方面的显著变革。

嘉靖初年的政治格局

“大礼议”是嘉靖初年的一个重要事件。传统的研究认为 ,“大礼议”的过程是明世宗借重张璁等一批低级官僚的力量打击内阁 ,是皇权与阁权相互斗争的过程。本文认为 ,“大礼议”一方面反映了皇权与阁权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 ;另一方面 ,也反映出当时朝内几种主要势力 :皇权、阁权、宦权、勋戚权力相互整合的复杂互动。皇权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原因不在于议礼新贵们的理论优势 ,而在于明世宗藩邸的“从龙功臣”充实锦衣卫 。

明代大礼议新探

要客观地认识明代中后期历史发展趋向和全面地认知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改革特点，重新审视“大礼议”，搞清明世宗独立于孝宗帝系称帝的政治意义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大礼议的核心不是世宗之父兴献王朱阮能否称皇称帝的尊祀问题，而是明世宗朱厚璁能不能按照武宗遗诏称兴献王为父为考的问题。大礼议之争明确了朱厚璁与朱阮的父子关系，其法律意义就在于使世宗与孝宗帝系决裂，而以独立的姿态执政革新。从此。

明代嘉靖至万历时期政治变革的走向

嘉靖至万历前期长达六十余年,是明代历史中极为重要的阶段。明世宗通过"大礼议"清除了杨廷和集团,重新恢复了明代政治秩序,结束了武宗败政时代。钦定大礼之后,对世宗之前明代百余年来政治积弊的变革才成为可能。在世宗的全力支持下,从"大礼议"中脱颖而出的张璁是嘉隆万政治变革的开启者,而在神宗等人支持下的张居正是这一变革的继承者和终结者。其间以阁权的有限扩张为时代特点,并由此带来这一时期的诸多变革,探讨嘉隆万政治变革的政治走向,有助于认清明代历史发展的轨迹,成为明代政治变革的最大特点。

震荡与调适:隆庆政治的走向

嘉隆万是明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相对独立的单元。大礼议是这一时期的新起点,也是连接这一时期政治的主线。世宗去世之后,徐阶所草拟的世宗遗诏被人们视为隆庆朝与嘉靖朝"决裂"的重要标志。高拱被穆宗重用后,充分肯定了世宗钦定的大礼议,旗帜鲜明地坚持世宗朝的政治路线,使隆庆朝在震荡中得以调适,完成了与嘉靖朝的理性对接。这是高拱对隆庆政治的重要贡献,也是高拱在隆庆政治中有所建树的基点。

张璁议礼思想述论——对张璁在大礼议中“迎合”世宗之说的批判

大礼议是明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要对明代中后期改革历史进行客观、深入的研究，首先必须重新认识大礼议事件。而重新审视大礼议的关键在于剔除张璁“迎合”世宗的传统偏见。从张璁依据具有法律效力的武宗遗诏、依时据实和顺应人情等三个方面反映出的议礼思想来看，张璁对杨廷和违背武宗遗诏而强迫世宗改换父母主张的坚决抵制是合法、合理、顺情之举，而非“迎合”、“揣摩”世宗之私心的“小人”行为；在大礼议中，杨廷和追随者对其违法、悖理、逆情的主张极力迎合附会，他们才是真正的迎合集团，这是导致他们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明代政治转型:正德嘉靖政局的走向

明武宗的猝死使明代政治走到了十字路口,是沿着武宗的老路继续滑行,还是改弦易辙,必须作出选择。这一选择权掌握在世宗手中,而不是在杨廷和等人手中。杨廷和等人能否被世宗选中,这是决定嘉靖政局走向的关键问题。世宗顺利即位后,通过"大礼议"将杨廷和集团彻底击碎,确定了新的施政理念,完成了明代政治的转型。选帝、世宗登基和清除杨廷和集团是正德、嘉靖之际历史走向的主线。

合作、分歧、挽救:王阳明与议礼派的关系史

王阳明与议礼派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合作到分歧再到挽救的复杂变化过程。"大礼议"刚刚展开之时,由于学术观点的契合,加上议礼派中的部分成员是阳明的弟子和仰慕者,王阳明与议礼派合作密切。随着议礼派全面接管政权,议礼派内部在如何起用王阳明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更因为思想背景的差异,以桂萼为代表的一方对王阳明产生了排斥感。阳明去世后,对阳明极其反感的嘉靖帝,企图彻底取消王阳明的恤典,此时议礼派居中协调,为王阳明挽回了部分待遇。这一过程一波三折,以致很多细节尚未受到明代思想史研究界的重视,反而被黄绾等阳明弟子具有偏见的记载所误导。客观而又全面地梳理这一过程,有助于更真切地反映王阳明以及阳明学派在嘉靖朝初期政局中的生存状态,从而丰富今人对王阳明的认识。

杨廷和与大礼议——中国历史上人事成功更迭的典型案例

近年来,晚明史的研究越发"热闹"起来了,晚明社会的转型成了众多学者喜好"凑热闹"的地方,但晚明社会大变迁,扑朔迷离,其起点究竟在何处,不同学者的研究视阈不同,往往所强调的重点也是不同的。本期刊发的这组专题讨论文章,尝试着从中晚明政治变动与社会转型的关系入手,从晚明社会转型出现的问题,倒推出国家管理缺失与权力异化的政治原因,而晚明国家管理缺失与权力异化又与明代从嘉靖到万历时的政治变动密切相关,这个变动又可以直追到嘉靖初政局与人事的变动。探究晚明史还有其他的路径,我们也期待着学者们对此问题进行多角度的探讨。

皇帝、“国王”与土司——从“议征安南”事件前后看明嘉靖时期的帝国意识形态

在明嘉靖时期的宫廷政治中,以"大礼议"为线索,逐渐强化形成关注帝系正统与权力传承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将"大礼议"宫廷政治与"议征安南"的"国际"政治以及统驭土司的地方政治置于同一视域时,这种意识形态不仅影响到中原王朝处理安南国内篡权行为的方式,还引致朝廷对于边境土司权力传承谱系的格外关注。在此种意识形态之下,不同人物、势力经历不同的命运境遇,展示不同的应对策略。

嘉靖前期改革条件的生成——明代改革新思维

嘉靖前期的改革是明代历史中一次全面的改革活动。因为当时具备了推进这一改革的诸多必要条件，即：世宗的勤政和对改革的大力支持与积极参与；朝臣中形成了改革的中坚力量，并与世宗建立了新型的君臣关系；革新诸臣廉洁自律，团结而不结党营私，使反对者难以造谣中伤；他们具有坚定的革新精神，敢为天下先；革新诸臣具有大胆而理智的批判意识，将改革对象确定为明太祖以后１０多年的明代弊政。以上改革条件只有在嘉靖前期同时并存，它是中国古代改革史上由君臣共同参与的全面改革的典范之一。

从李福达案看明中期的法制状况

从李福达案看明中期的法制状况高春平嘉靖初年，＂大礼议＂之争风波未息，又发生一起震动朝野的大案。此案牵涉到民间秘密宗教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纷争。因此，审理一波三折，几经反复。最后，主持终审的张璁、桂萼、方献夫三人秉承嘉靖帝意旨，置法律与事实于不顾，严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