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泰昌元年大统历》考

《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大统历日汇编》收录《大明泰昌元年岁次庚申大统历》残卷,经对比发现,该历年份非庚申。据残历之纪年表推断,其年份当属下一年,即辛酉年。该年历日颁发之前,因皇位更替,二度改元,出现了两次变更历日年号的特殊情况。"泰昌元年"或有所本,建议仍据原笔书题写《大明泰昌元年大统历》定名。辛酉年历日之印造颁行过程,可为今人审视传统颁历制度提供一个有益视角。

土木之变与明代《大统历》昼夜时刻的变更

明代《大统历》最初行用南京昼夜时刻。朝廷北迁后,英宗将其改为北京相应时刻,景帝登基后复改回南京数值。结合相关政治背景,对此进行考察可知,景帝改制的原因为:英宗改制后不久土木之变爆发,政局剧转,景帝为稳定形势而改回旧制。

明嘉靖六年《大统历》历书的气朔推步精度

历书是历法的民用本。考察了明嘉靖六年(1527年)《大统历》历书,根据历书所颁朔日和节气时刻,以及先期恢复的《授时历》和《大统历》推步术,并利用现代天文历算结果,可考校得出:(1)历书所载朔日和节气日期、时刻确由《大统历》推得;(2)《大统历》与《授时历》推步结果存在差异,推朔平均差33.35min或34.93min,推气平均差86.40min,且两者均有差1日现象;(3)《大统历》与现代推算合朔时刻的平均误差为24.50min或44.03min,与现代推算节气时刻的差平均为1.25d,若扣除太阳中心差则节气推步的误差将减少到86.40min。

明代大统历日的流通方式

综合多种官私史料,对明代大统历日流通情况的问题进行分析,发现明代大统历日主要通过官方颁赐、私人馈赠和商业销售三条渠道流通。明廷每年入冬之际举行颁历大典后,将大统历书颁发给官员和平民。历日是官场上常见的礼物。私售历日虽被禁止,仍然存在。事实证明,因历日资源为官员所垄断支配,印数虽多,仍无法满足民众需要。

明《大统历》

过去历书之传世,今日所知,当以近年山东临沂发现的汉代历为现今存世历书之最古者。在法人伯希和从敦煌劫去之文物中,则有唐乾符四年(877)及中和二年(882)历书数本,现藏法国巴黎国民图书馆。但此皆写本,其刻本之始,据记载可考者则始于唐代,但世无传本。宋代历书有《大宋宝祐四年丙辰岁(1256)会天万年具注历》,原存仁和丁氏善本书室,已不知流传何处。今仅有复抄本藏于国内几个大图书馆,如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处。元代名《授时历》,则未见有传世者。明代名《大统历》,

博取众长 集思广益——徐光启修订《大统历》的经验

我国的文化遗产丰富多采,闻名世界。博取众长,集思广益,是我国编书立说的优良传统。徐光启修订的《大绕历》,就是继承这个优良传统的一个典范。 徐光启(1562——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我国明末杰出的科学家。他晚年留给我们两部光辉的巨著——《农政全书》和《大统历》修订稿。由于积劳过度,正当《大统历》修订工作即将告成时,不幸与世长辞了。后李天经继承其未竟之业,于崇祯八年(1635年)修订成书,是谓《崇祯历书》,奠定了我国近代历法的基础。

明墓出土大统历保护试论

据已公布的考古资料,共有7座明墓出土了16种22册大统历,其中一册仅存封面。出土的大统历形制多样,可分为王历与民历。目前,已知上海博物馆与贵州省博物馆对出土大统历进行了修复。出土大统历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相关部门应积极完成大统历的修复,重视修复档案的建立,并加强影印出版与数字化工作。

明代大统历的社会流动与时间意义

作为划分年度时间依据的历书,直接影响着各种民俗活动的时间安排。而历书从国家进入民间,则存在一个复杂的运作过程。明代的年度历书大统历的传播,是以各布政司为中心,地方绅士为重要桥梁,自上而下在社会中进行的。国家解决每年印制历日成本的方式,则为赋役体系中以"物料"和"差役"两种形式存在的历日银的征收。大统历的传播客观上构建了一个国家划定的、为社会成员所共享的基本年度时间体系。综合考察大统历的颁行过程、国家制度的保障方式及其所负载的时间意义,不难发现颁行历书这一举措,为彼时国家进行管理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

福建南平发现明代绢质《大统历》封面

1988年11月,福建省南平市公安局和市博物馆派人前往王台乡调查盗掘古墓案,在元圩村王坑山一座被盗掘的墓葬内,清理出印有"大明嘉靖三十九年大统历"字样的丝绢1块(图版捌:2)。墓为砖构券顶双室墓,

明墓随葬《大统历》初探

据已公布的考古资料,共有7座明墓出土《大统历》。出土《大统历》形制多样,可分为王历与民历两种。至嘉靖—万历时期,《大统历》的颁发仍遵循明初制定的分级制度。随葬《大统历》与墓主人的社会地位、个人财富及道教信仰有关,其中道教信仰是最重要的因素。

郭守敬《授时历转神注式》新考

元代太史令郭守敬撰有《授时历转神注式》一书,流传过程中析分为《转神选择》、《上中下三历注式》二种,至明末已淹没不传。通过文献检索可以发现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有一册《转神法式》,此书当是《转神选择》的朝鲜刻本。又通过对序文、各册内容和体例的比较,判定今存明抄本《大统万年历》是明人改换《授时历转神注式》书名、内容而成的,保存了原书的框架结构和主要内容。《授时历转神注式》是元代官方颁定的注历书,结合出土的授时具注历残片,可以进一步确认该书的性质。

《回回历法》交食精度之分析

以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刊本《回回历法》为依据,通过计算机编程对回回历法的交食和日月运动情况进行了模拟推算和精度分析。虽然现存的很多史料对回回历法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但本文通过分析发现:(1)回回历法在交食时刻的推算方面并不尽如人意,其精度远不及同时期的大统历,其原因之一是回回历法太阴黄道经度的误差较大;(2)在食分的推算上回回历法相比大统历具有一定的优势,使回回历法在与大统历长期参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历史上一次最大的天算引进项目

明末因传统的《大统历》预报日月食屡屡不准,徐光启力主聘请在华的西方传教士翻译西方天文数学著作《崇祯历书》,这是我国历史上一次最大的引进项目.对这一引进项目进行简单评价.

明代颁历民间及财政问题

明代颁历普通官民及财政问题,体现出颁历制度与国家政策、赋役体系、社会民生及风俗文化的多面关系。宋元以来,朝廷垄断颁历权,施行历书(历日)专卖制度。明初,官府颁历征收工本钱,明太祖免除此费。印历用料从贡赋路径征敛,先为民间解纳历日纸张等实物,后改征折色银。明朝京官有专处领历,民间获得历日往往需要通过官府渠道。历日不得售卖,送历风俗相当盛行。官颁历日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紧俏物资,由特权阶层垄断支配,因此分发不均的现象相当严重。获赠历日较多者,常私下出售牟利,形成黑市。明代采用区域颁历体制供应全体臣民历日,而宣德十年(1435)朝廷大幅削减钦天监印历数额,造成直隶地区供应不足,这样导致地方官员大规模向中央输送历日,即"官历私运",极大扰乱了原有供应体制,产生了种种社会怪象。嘉靖七年(1528),明廷采取相应对策——"官历官运":取各省每年解京历日数额之半输送直隶。然而此举又逐渐演变成为中央对地方的敛财手段,到万历朝终被革除。明中后期的改革,未从根本上解决历日供应问题。最后,通过对明代颁历民间过程中生产、分配两个关键要素的分析,指出其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根源所在。

邢云路与明末传统历法改革

嘉靖、万历年间,中国传统天文学在经历了明初以来长期停滞状态以后出现了复兴的局面,这种复兴是伴随着历法改革而出现的。明末的历法改革首先在传统历法的范式内展开,而邢云路既是明末传统历法复兴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也是万历年间唯一一位有机会进入钦天监在传统历法范式内实施改历的民间传统历法家。该文结合对邢云路在钦天监参与改历活动中预报日月食记录进行精度分析发现,以邢云路为代表的传统历法家在钦天监进行的历法改革总体来说起色不大,而且从总体上看邢云路新法的水平还不如当时行用的《大统历》,尤其是邢云路预报天启元年四月朔日食出现差错而宣告了他依据传统历法进行历法改革的失败。

明代颁历仪式研究

始于明代的颁历仪式,是"观象授时"传统在国家礼制体系中的重要表征。文章首先考察了明初颁历仪式"洪武初制"、"洪武定制"的形成过程,厘清了其与前代礼制之间的承袭关系;然后对仪式进行了流程划分,认为"洪武初制"包含4个步骤,而"洪武定制"有9个步骤;通过对两种仪式的流程比较,指出前者侧重于"进历",后者以"进历"与"颁历"并重。颁历仪式是明代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其参与人员甚至包括部分普通士民,这体现出朝廷对于君臣互动关系的重视。

梅文鼎的早期历学著作:《历学骈枝》

《历学骈技》是清代著名的天文、数学家梅文鼎的早期著作。本文全面分析了它的特点和得失，指出它至今仍不失为一部了解中国古代历法的较好的参考书。

郭守敬的《授时历草》和天球投影二视图

一,《堑堵测量》中的二视图郭守敬(1231—1316)等编制的《授时历》(1281)"创法凡五",其中的"黄赤道差法",乃根据相似勾股形对应边成比例的定理推导出黄、赤坐标间的换算关系。清初数学家梅文鼎(1633—1721)于1700年前后写成《堑堵测量》,书中最后一节名为"郭太史本法",就是专门介绍这一推导过程的。

从“遵明”到“奉清”:朝贡体系下的清朝颁历朝鲜活动

“颁历授时”是东亚朝贡体系的重要政治环节,是宗主国对藩属国施加影响的有效途径。在接受清朝颁历问题上,李氏朝鲜一直面临着“政治”与“技术”上的双重困境。在政治和文化上,朝鲜经历了从对清朝颁历的抵制和蔑视到礼治上的接纳和认同,体现了朝贡体系下中朝关系和东亚政治秩序的嬗变。在技术上,朝鲜却无法忽视清朝时宪历的优势。为了解决在颁历时间和历书内容上与清朝保持一致的难题,朝鲜利用朝贡体系下的出使活动,通过“重贿钦天监”和“深结西洋人”来不断窥探天朝的历法机密。延续了两个多世纪的中朝颁历和受历活动,映射出朝贡体系下双方在政治、文化以及技术等方面的内外互动与角力。

黄百家《明史·历志》新探

本文以新发现的绍兴图书馆藏黄百家《明史·历志》八卷抄本为基础对该书重新进行了探析。首先,比较发现绍兴图书馆藏抄本和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两卷抄本以及南京图书馆藏《回回历法》抄本同为黄百家离开史馆返乡后重撰的《明史·历志》八卷本。其次,通过梳理《明史·历志》的编撰过程发现,汤斌本应较黄百家本更早,其他现存版本则晚于黄百家本,而梅文鼎《大统历志》亦应算作《明史·历志》的一个版本。最后,通过对比不同版本《明史·历志》,全面分析了黄百家本与其他各本之间的关联与差异,并重新探讨了黄百家在编修《明史·历志》方面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