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制衡、信息不对称与外部审计约束——来自2001—2004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从公司治理角度所作的研究表明,在内部治理机制亟待完善、外部审计约束相对乏力的情况下,集中持股、具有绝对信息优势的第一大股东不仅有动机也有能力粉饰甚至虚构财务报表,掩盖实际存在的问题,避开外部审计约束;而此时,其他大股东通过外部治理机制进行制衡时所面临的成本更低而成功的概率更大,因此很有可能不选择通过内部治理机制实施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而是更多地求助于外部治理机制,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与外部审计者合作,降低信息不对称性,配合注册会计师审计、发现控股股东的财务粉饰和造假行为,提高外部审计约束的有效性。

大股东对盈余指标存在选择偏好吗?

作为转轨经济中公司治理的核心,大股东制衡机制对盈余管理和盈利质量存在重要影响。本文选择每股收益和主营业务利润率作为两类不同盈余指标的代表,以来自中国股市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1)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比例)越高,上市公司每股收益越高,而主营业务利润率越低;(2)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对第一大股东(或前两大股东)的制衡度(或联合制衡度)越高,上市公司每股收益越低,而主营业务利润率越高。这表明,不同的大股东对不同类型的盈余指标存在选择偏好:控股股东可能偏好市场和投资者反应程度较为显著,盈余管理空间较大且相对易于操纵的盈余指标;而与之相反,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大股东制衡度(或联合制衡度)越高,越有可能抵制控股股东的盈余管理或利润操纵行为。

大股东制衡机制对审计约束有效性的影响

在内部治理机制亟待完善、外部审计约束乏力的情况下,集中持股、具有绝对信息优势的第一大股东(基本为非流通股)不仅有动机也有能力粉饰甚至虚构财务报表,掩盖实际存在的问题,避开外部审计约束；而此时,其他大股东很有可能不选择通过内部治理机制实施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而是更多地求助于外部治理机制,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与外部审计者合作,降低信息不对称性,配合注册会计师审计、发现控股股东的财务粉饰和造假行为,提高外部审计约束的有效性。此外,持股比例和制衡能力的消长以及对成本和收益的权衡。使得大股东持股比例、大股东制衡度和上市公司年报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之间表现为正“U”形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