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性质、股权比例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第一大股东性质以及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是国内外公司治理研究中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利用2002年在深沪两地上市交易的1181家上市公司的02～04连续三年数据，分析了第一大股东性质、股权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包括国家股和国家法人股）的上市公司的绩效显著高于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法人股的上市公司；国有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流通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而非国有法人股比例则与公司绩效关系不显著。

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性质与公司绩效——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以2009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制造业的数据为样本，对公司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性质和公司绩效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发现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股股东的公司，其绩效明显高于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股东的公司。因此，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并且减少国有控股公司数量，有利于提高整个制造业的绩效。

不同控制权性质下的大股东私人收益影响因素分析

以1998—2014年间在沪深两市发生控制权转移的215个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并具体根据控制权买家的主体性质将其分为民营化及国有企业重组两个分样本。通过控制权转移过程中的股权溢价水平对不同控制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大股东的私人收益水平进行间接估算与比较,并且对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与检验。结果发现,与国有控股企业相比,民营控股企业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更高,且民营控股与国有控股在其私人收益的影响因素及影响强度上也存在差异。国有控股私人收益与净资产收益率及资产负债率正相关,与企业规模负相关,行业竞争度高的国有企业私人收益水平较低;而民营控股企业的私人收益则与净资产收益率和上市公司规模负相关。

第一大股东股权性质、股权制衡对上市企业恶性增资影响研究

本文从我国制度背景出发,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考察了我国上市企业大股东性质、股权制衡对恶性增资的影响作用。选取2008-201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性质为国有时,股权制衡对企业恶性增资的影响不明显;前两大股东性质均为国有时,股权制衡对恶性增资存在正的影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也与恶性增资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这可能是由于大股东之间合谋;第一大股东为国有、制衡股东非国有性质时,虽然股权制衡与恶性增资没有显著的负相关性,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恶性增资显著负相关,这充分说明我国第一大股东为国有时,为获得私人利益而进行恶性增资的可能性较大。

大股东控制与现金持有价值关系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沪深两市2005—2010年39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大股东控制对中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间是一种近似U型的非线性关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临界点为45%。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持有量的交互项引入模型,回归发现,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45%时,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大股东控制的壕沟效应占主导;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45%时,交互项的回归结果不显著。没有证据表明第一大股东性质会对企业价值发挥显著影响。

大股东代理与盈余管理关系研究

在上市公司中,公司治理问题愈发突出,大股东代理的现象也更加凸显。为了更好地发展,企业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优化股权结构中。因此,为解决企业股权结构不合理、大股东代理现象严重和盈余管理普遍的问题,论文将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性质和股权制衡度三个方面,探讨股权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旨在减少大股东的盈余管理行为对中小股东的影响,并给出相应的政策与建议。

连锁董事网络位置、联结强度对高管薪酬粘性的治理:促进还是抑制?

限薪令的颁布并未改变高管天价薪酬、粘性特征凸显的现状。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与弱联结优势理论,本文构建了公司层面的董事网络中心度,引入董事联结强度这一情境因素,考察连锁董事网络对高管薪酬粘性的作用路径及治理效果。研究表明,董事网络中心度越高,高管薪酬粘性越弱;外部董事弱联结促进了二者的负相关性,内部董事强联结抑制了二者的负相关性。进一步区分第一大股东性质后发现,相比国有控股企业,非国有控股企业中联结强度的调节效应更为显著,外部董事弱联结的促进作用和内部董事强联结的抑制作用都得到进一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