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内部产业链重构与大股东私利行为

文章以上市公司在集团内部产业链中的分工关系调整作为集团内部产业链重构行为的代理变量,基于PSM+D1D模型,考察了分工关系调整对大股东私利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分工关系调整后,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应计盈余管理水平以及财务违规的倾向与次数均有所提升,从而证实了重构行为的背后,存在大股东私利动机。研究拓展了大股东私利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企业集团经济后果研究以及关联交易动机研究。

完善公司治理确实能抑制大股东的控制私利吗

本文采用流行的终极所有权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私利进行了量化,并在此基础上采用2004和2005年1099家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检验了公司治理状况对于大股东控制私利的约束效果。我们的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整体上与大股东控制私利呈现倒U型的曲线关系,这种公司治理的总体效果是监事会治理和经理层治理两种治理机制对于大股东控制私利作用的叠加,除此之外的四种治理机制并没有起到约束大股东控制私利的显著作用。此外我们还发现,不同的公司特征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大股东控制私利。

大股东利用关联交易谋取控制权私利的动因分析——基于交易成本理论

本文利用交易成本的相关理论,分析了上市公司大股东利用关联交易为自身谋取控制权私利的实质性原因。研究结果表明交易成本的四个相关因素(人的有限理性、投机自利行为、行为的不确定性以及隐性成本的节约)是造成上市公司大股东频繁利用关联交易获取控制权私利的内部原因。

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如何影响企业ESG表现?

近年来,证券市场中的机构投资者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可能通过共同持股关系形成网络团体,采取一致行动。基于中国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了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结合社会网络理论与代理理论,探究网络团体持股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网络团体持股可以有效提升企业ESG表现;网络团体持股能够缓解2类代理问题,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以及抑制大股东私利促进了企业ESG表现;在缓解了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后,网络团体持股提升企业ESG表现的结论仍成立。进一步研究的结果表明,网络团体的特征会影响企业的ESG表现,即团体数量更多、规模越大、背景越丰富,持股越稳定,相对力量越强,企业ESG表现越好。研究结论既丰富了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的后果研究和企业ESG表现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和政府提供了一定的实践启示。

大股东运用关联方交易侵害利益相关者利益的研究——基于交易成本理论

本文利用交易成本相关理论分析上市公司大股东利用关联方交易方式获取私有收益的实质,同时运用案例实证检验交易成本的相关因素在其中发挥的实质性作用。研究表明,人的有限理性、投机自利行为、行为的不确定性以及隐性成本的节约是造成上市公司大股东频繁利用关联方交易侵害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根本原因。

大股东控制权私利行为模式研究:伦理决策的视角

大股东控制权私利行为既是全球公认的公司治理难题,也是当前中国公司治理实践的焦点问题。在实践中,大股东控制权私利可以感知,但难以直接测量,大股东控制权私利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也并不一定都是单向的负相关,这都给相关问题的研究带来困难。本文聚焦于大股东控制权私利行为模式,注意到大股东控制权私利的弹性边界,其行为实际上是主体特征与情境因素动态适配的结果,是典型的伦理决策问题。是否追求控制权私利是大股东面临的伦理困境,对伦理困境的认知和判断,对情境因素和侦查概率的感知等会直接影响控制权私利非伦理行为的发生。在此基础上,本文归纳出大股东控制权私利行为的三种基本模式:违法违规的"闯红灯模式"、可能并不违规(合法但可能不合理)的"擦边球模式"和形式上并不违规(合乎法律规范和公司治理程序但可能有悖社会伦理"不合情")的"蚕食者模式",并通过多个案例加以解析。推进大股东控制权私利行为治理,需要我们注意大股东控制权私利行为中的"法、理、情"的纠结,强化公司治理相关法规的刚性约束,严惩各种违法违规行为;规范相关行为边界,提高大股东伦理决策的道德强度,挤压其机会主义选择的空间;完善公司法人制度,尊重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激励大股东控制权私利与企业绩效的兼容和共享。

创业板上市公司并购驱动力——价值误估还是大股东套现动机?

厘清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并购潮内在动力,有助于投资者进行相关投资决策以及政府监管。利用2010-2012年相关数据,从价值误估和大股东套现动机两个视角,实证考察创业板上市公司并购活动的驱动力发现,当上市公司估值水平越高时,股东发动并购概率越大,这表明,价值高估是驱动创业板上市公司并购的主要力量;而经验证据并没有支持大股东套现驱动并购的观点。进一步发现,实际控制人年龄段处于45岁以下时,年龄变量与并购发生概率呈正向关系,而当年龄处于45岁以上时,两者之间关系出现反转,即决策者年龄会对公司投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