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股权质押会影响异常审计费用吗?

文章以我国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大股东股权质押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会导致更高的异常审计费用,质押比例越高异常审计收费越高,且该影响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中;大股东股权质押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下降且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增加,致使审计师面临的风险增加,从而增加异常审计费用;企业面临的营商环境以及企业内部的股权制衡度是大股东股权质押影响异常审计费用的重要调节因素。

农业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基于内部控制质量中介效应

利用2010—2019年我国A股农业上市公司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回归,考察农业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和盈余持续性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大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对盈余持续性有显著抑制作用;大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对内部控制质量有显著抑制作用;内部控制质量在大股东股权质押行为抑制盈余持续性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丰富了农业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的负面经济后果的研究理论,为增强投资者的决策能力和提高管理层的治理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进一步补充内部控制质量的治理作用研究。

大股东股权质押影响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中介效应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分析

文章以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多重中介的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大股东股权质押影响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机制和路径。研究结果表明,2021年大股东股权质押主要通过直接路径增加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在崩盘风险、应计盈余管理和技术创新三条间接路径中,大股东股权质押只通过抑制技术创新路径间接地增加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而崩盘风险和应计盈余管理路径没有显著影响;此外,通过稳健性检验发现,201 8年质押新规的颁布有助于降低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不利影响。

大股东股权质押、管理层薪酬与在职消费

文章以2006—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大股东股权质押、管理层薪酬与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会提高管理层的薪酬水平,且大股东质押的比例越高,管理层越有可能领取高薪酬;大股东股权质押对管理层薪酬的影响受到管理层在职消费的负面调节作用;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在非国有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更有可能提高管理层的薪酬水平来缓解控制权转移风险。

大股东股权质押、股权制衡与企业创新投入

针对大股东股权质押与创新投入关系问题,以2015—2020年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股权质押融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大股东股权质押显著抑制企业创新,抑制作用随质押率升高而增强;较高股权制衡度能够加剧股权质押对创新的抑制作用。研究结果为中小板、创业板公司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发展提供参考。

大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股权质押作为上市公司大股东主要融资方式之一,其大股东高比例股权质押给企业带来了一定风险。本文以2014-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大股东高比例质押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区分参与质押公司性质及质押股份性质。研究发现:大股东高比例质押会显著降低企业投资效率;相对于国有企业,在非国有企业中,高比例股权质押与企业投资效率负相关关系更强;相对于限售股,当质押股份为流通股时,高比例质押使企业投资效率更低。

大股东股权质押、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

文章以2013—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了大股东股权质押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与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且内部控制在大股东股权质押作用于盈余管理的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从真实盈余管理的不同手段来看,内部控制的中介作用仅在大股东股权质押对销售操控的影响关系中表现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大股东股权质押对盈余管理的作用机制,为治理大股东股权质押导致的负面经济后果提供了理论支撑。

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分析——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依据代理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本文选取2011～2016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实证分析大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大股东进行股权质押融资不利于企业创新投资,并且企业创新投资会随质押比例的提高而降低,在尽可能控制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区分股东异质性后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投资的负向影响,存在于非国有控股企业组以及高持股比例组。研究表明,大股东股权质押后出于维护控制权地位的考虑,会产生风险规避倾向和掏空动机,从而影响企业的创新投资水平。

大股东股权质押与审计师选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大股东股权质押后倾向于从事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等机会主义行为来维稳股价,缓解控制权转移风险,因而大股东股权质押可能会影响审计师选择行为。本文以我国2007-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大股东股权质押与审计师选择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大股东股权质押后更可能选择低质量的审计师,从而规避高质量的外部监督,缓解控制权转移风险。(2)这种关系只存在于民营企业中,在国有企业中这种关系不存在。(3)市场化环境在大股东股权质押与审计师选择之间发挥着调节作用,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大股东股权质押后选择低质量审计师的动机更强。(4)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在选择非"四大"后进行了更多的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本文提出了公司代理问题与审计师选择、股权质押经济后果以及审计师选择影响因素的相关对策。

大股东股权质押、内部控制质量与会计稳健性

股权质押以其融资比例高、成本低、办理简便等优势成为大股东面临资金压力时的融资新选择。但近期多家公司高比例股权质押面临爆仓,大股东为避免爆仓是否会操纵信息影响会计稳健性,内部控制作为重要的内部治理机制在其中又会发挥什么作用?文章以2012—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大股东股权质押、内部控制质量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会显著降低会计稳健性,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则显著提高会计稳健性,并缓和了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会计稳健性的负面影响。文章拓展了现有的研究领域,同时对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及投资者进一步关注大股东股权质押和内部控制质量,提高会计稳健性具有积极意义。

大股东股权质押、掏空与董事会独立性的公司治理效应

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会对上市公司的经营产生重要影响,大股东的“掏空”行为与股权质押存在着密切关系,从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动态视角出发,研究大股东股权质押率与其“掏空”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率对大股东掏空的程度存在明显的正向影响;董事会独立性的提高会通过改善大股东的治理角色来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董事会领导结构并不能调节大股东股权质押率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也不能增强董事会独立性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效果。

融资约束与大股东股权质押——来自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证据

本文考察民营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与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之间的关系,以2007—2017年我国A股市场所有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民营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越大,越可能触发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行为,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率也越高。这表明,民营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与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地,本文发现民营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对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影响在去杠杆时期和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中表现得更强。本文提供了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动机的初步证据,探析了不同情形下民营上市公司融资约束与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关系,有助于展示大股东股权质押现状,以期为民营上市公司制定融资决策和为监管部门完善股权质押相关制度提供有益启示。

创业板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11—2016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股权结构和大股东股权质押的交互项,探究股权结构对大股东股权质押与盈余管理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相比较应计盈余管理,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更高;(2)股权集中度对大股东股权质押和真实盈余管理具有正向调节作用;(3)股权制衡度对大股东股权质押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给公司治理提供了价值参考。

大股东股权质押与分析师预测质量——基于信息效应和风险效应的双重视角分析

文章以2007—2017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大股东股权质押对分析师预测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显著降低了分析师预测质量,而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公司市场势力会显著弱化大股东股权质押对分析师预测质量的负向影响,这说明大股东股权质押对分析师预测质量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信息效应和风险效应;进一步基于制度背景的拓展性检验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所产生的上述影响在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区域更加显著。研究将大股东股权质押与分析师预测质量相结合,为大股东股权质押与投资者信息处理行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机构持股、大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绩效

文章利用2017—2019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分析第一大股东股权质押在机构持股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机构持股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且大股东股权质押会削弱机构持股对企业绩效的正面影响。

大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内部控制

本文以2009～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倾向匹配得分法研究了大股东股权质押对公司内部控制的影响,结果显示:大股东股权质押对内部控制产生负面影响,且程度随质押比重与频次的增加而愈发严重;相较于投资者保护程度较高的样本组,大股东股权质押对内部控制的负向影响只存在于投资者保护程度较低组。本文丰富了大股东股权质押的经济后果及内控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并从加强投资者保护的角度对如何降低其对内部控制的影响进行了深入讨论。

金融发展、大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2013~2015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大股东股权质押产生的控制权转移风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大股东股权质押会制约企业的研发投入,金融发展在缓解融资方的融资压力的同时,可以减弱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的不利影响。

大股东股权质押、内部控制与信息披露质量

本文选取2009—2017年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通过研究大股东股权质押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发现,相比于大股东没有在年末进行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进行了股权质押的公司其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更低,股权质押比例越高,其信息披露质量越低,而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会缓解这一负相关关系,并且大股东股权质押后,主要是通过真实盈余管理行为,降低了信息披露质量。

大股东股权质押、风险承担水平与债券违约风险

基于2015—2019年发生实质性债券违约的上市公司数据,运用二元Probit回归模型,从风险承担水平角度研究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债券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率与债券违约风险显著正相关,风险承担水平在股权质押与债券违约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高股权质押率的企业通过对其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增加债券违约风险。进一步研究产权性质和信息质量差异对股权质押与债券违约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在不同产权性质、不同程度信息质量组别中,股权质押比例对债券违约的正向影响均存在差异,且该正向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低信息质量组中更为强烈。

大股东股权质押、分析师关注与非效率投资

本文选取2014—2018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分析大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并引入分析师关注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会导致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分析师关注并不能发挥其外部监督作用,反而加剧了大股东股权质押导致的非效率投资;当制度环境较好时,即制度环境各项指数较高时,能够对分析师和大股东进行监督,缓解分析师关注对大股东股权质押与非效率投资两者之间的正向调节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