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山南吉如寺藏写卷《大般若经》题记考证

西藏山南吉如寺保存的写卷是近年来在西藏境内发现的重要藏文古籍文献。一经发现被国内外藏学界高度重视,相关研究报告层出不穷。特别是题记中出现的编校者关于“喇嘛尚”的考证,就目前而言,国内外藏学界公认为“喇嘛尚”是蔡巴噶举派创始人“公堂喇嘛尚·尊珠扎巴”。此问题不仅关系到编校者的确切身份,而且也直接影响到该文献的成书年代。对此,作者基于前人研究和查阅大量相关文献资料及多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吉如寺现存三部《大般若经》题记中出现的编校者“喇嘛尚”应系12世纪初出生于当地的著名“喇嘛尚·松托巴”大师,而非“公堂喇嘛尚·尊珠扎巴”,并对“喇嘛尚·松托巴”的生平作了简要介绍,以便抛砖引玉,推动这一问题的研究。

从兑废稿的缀合看敦煌写经的修复——以含有兑废稿的敦煌《大般若经》写本为例

从敦煌写卷实例出发,尝试对古代敦煌的佛教徒如何处理含有兑废稿的写经作出解答,以引起人们对敦煌写经兑废稿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兑废稿从长卷上拆下并补入无误新稿的事实说明,兑废稿写本将被加工修复,拆下误抄的废纸,补入无误的新纸,以成为内容连贯无误的完整经本。我们又把上述发现扩展到所有包含兑废稿的敦煌《大般若经》写本长卷,对它们全部加以汇总分析,认为等待它们的也将是同样的加工修复程序。

论满文《大藏经》之《大般若经》编译颁发始末

满文《大藏经》包含般若部、宝积部、大集部、华严部、涅槃部五部,《大般若经》是般若部中排列最先篇幅最大的一部经卷,共四百卷,十四函。乾隆三十七年招集编译人员,开始翻译《大般若经》,至四十三年完稿。为六十班禅来朝之际赏赐需要,乾隆帝命刻印《大般若经》。至四十四年刻印十套,先装潢第一套,然后装潢其余九套,颁发各皇家寺庙供奉。本文据《军机处上谕档》《实录》《大清会典》《起居注》《蒙古王公表传》《清史稿》《雍和宫满文档案》《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等,考订满文《大藏经》之《大般若经》的编译、刊刻、装潢、颁发始末。

国图藏西夏文《大般若经》价值发覆

国图藏西夏文《大般若经》与俄刊本并不相同,不少是经过校改的文本。比较国图本和俄刊本,可知大宗西夏文佛经的校勘过程是比较复杂的,先后生成的文本不能以初译本和校译本简单概括。两种文本的差异是校经活动之于《大般若经》的具体实践。细绎这些异文,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西夏校经史多有启益。

从缀合看古代写经的制作——以敦煌本汉文《大般若经》为例

缀接是古代写经制作中的重要内容,它在敦煌本汉文《大般若经》写卷中的表现尤为突出。本文运用现代缀合的方法,将《大般若经》中的特殊缀接和抄写现象归纳为入藏三界寺前已修复例、批量修补卷首例、同卷分裂后分别修补首尾例、异卷接尾例、异卷拼接拆分后皆可缀合例、同一卷次同一抄手抄写多遍例等六例,通过具体例证,发掘敦煌写经制作和修复中的问题,揭示古代佛经写本的特点和历史。

神圣与世俗:房山石经唐刻《大般若经》中的宗教社会空间

房山石经唐刻《大般若经》刊镌过程中幽州社会各阶层皆有参与,构建了有别于实体宗教神圣空间的"社会空间"。此社会空间以宗教的神圣性为依托,在内部群体构成、活动辐射范围以及群众聚集形式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世俗性特征。在此宗教社会空间中,各个信仰群体以家庭、地域、社邑等方式结合,通过各异的参佛理念,或表达个人祈愿,或隐含政治诉求,或流露血缘特征。将刊镌佛经这一佛教活动融入多元化的具有世俗特征的信仰理念,展露了宗教空间中神圣与世俗的矛盾与依存。

敦煌本汉文《大般若经》同纸兑废稿缀合七例

敦煌佛经写本中因抄写有误而被废弃的兑废稿,对于研究敦煌写本制度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本文运用系统缀合的方法,通过内容先后相承、残字相互契合、行款格式相同、书风书迹相似等方面的综合判断,对七例用同一纸抄写的兑废稿加以缀合,并对这些敦煌残卷和残片的定名、断代、写本形制、报废原因进行研究,通过具体例证,发掘古代佛经写本抄写和校勘中的问题。

关于西夏文《大般若经》的两个问题

关于西夏文《大般若经》此前存有两个疑问,即西夏时代是否译出了全部六百卷经文以及经文是否有刻本存世。本文据20世纪的出土文物对这两个问题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同时指出现在见到的《大般若经》刻本应是元代遗物,并不是在西夏时代完成的。

《智度八界》与《大般若经》视角差异特点分析

《智度八界》与《大般若经》视角差异特点表现在很多方面,如经典名称、篇幅结构、人物地点、情景设计、轮回涅槃,以及见地、行为、乘级等等。加强《智度八界》与《大般若经》关系研究,对二者之间互识、互证、互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大般若经》藏译版的版本学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敦煌石窟首例《大般若经变》——榆林窟第19窟前甬道南壁图像新解

榆林窟第19窟前甬道南壁图像一直被看作是"六道轮回图"或"生死轮回图"。但笔者在核查该壁的榜书题记时发现,这铺壁画应是依据玄奘翻译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而绘制,表现的主要内容有三十七菩提分、有为空、五眼、六神通、六波罗蜜多等。壁画中部的"三界轮回图"应是根据《大般若经》之《初分转生品》的内容而绘制,重点表现四惑、六道、十二缘和生死轮转等内容。榆林窟第19窟前甬道南壁的图像是敦煌石窟迄今发现的唯一一铺《大般若经变》,其珍贵价值不言而喻。

杏雨书屋藏敦煌《大般若经》写本缀合研究

日本杏雨书屋《敦煌秘笈》收录了李盛铎等中国名家旧藏的敦煌真品写本精华,透露出藏经洞文物流散的信息。杏雨书屋与其他馆藏的49号《大般若经》写本可以缀合为16组,从中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杏雨书屋藏卷在被李盛铎等中国藏家收藏时经过了精心挑选;它们与国图藏卷关系最为密切;可缀合的杏雨书屋藏卷在藏经洞开启前可能已多残缺;伴随1910年劫余写卷解京,写卷再次遭到损毁,但杏雨书屋藏卷与国图藏卷碴口相接的撕裂应非李盛铎等中国藏家所为。

日本早期异体字研究——以无穷会本《大般若经音义》为例

本文以无穷会本《大般若经音义》为资料,探讨日本早期佛经音义中的异体字现象。异体字现象,自古即广受汉字文化圈学者重视,多有研究,日本江户时代更是达以鼎盛。而以无穷会本《大般若经音义》为代表的一批'专经异体字书'的出现,对江户时期异体字研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值得引起重视。

唯识与般若中观所说十六空之异同——以《辩中边论》、《大般若经》第二会和《大智度论》为中心

本文以《辩中边论》、《大般若经》第二会卷488和《大智度论》为中心,对瑜伽行派和《般若经》以及中观派所说之十六空的含义进行了具体的比较,并从四个方面对三者阐释的异同做了细致的分析和总结,指出唯识学者对十六空的阐释侧重于有情能所的角度来说,对于空性、真如则侧重于"有"的角度加以诠释;而《般若经》和中观派则偏重于从一切法平等和"空"的角度来说。另外,本文还特别指出了龙树在其《大智度论》中也从有情妄执的角度来谈论空,对于第一义空也从肯定和真实有的角度加以阐释。由此可略窥唯识与中观在空义阐释上的会通与歧异之处。

石山寺本《大般若经音义》(中卷)与慧琳本之词汇比较研究

日本石山寺所藏《大般若经音义》(中卷)古抄本,写於平安朝(794—1192)初期。其原本撰著於奈良时代。其作者,一般认为是奈良时代元兴寺信行。唐代僧人慧琳也曾撰著《大般若经音义》,共八卷。然石山本《大般若经音义》(中卷)早於慧琳本,是至今所见最早为《大般若经》所作之音义书,尽管仅存中卷,且多有残损,然作为研究资料,其价值不言而喻。本文将石山寺本《大般若经音义》(中卷)与慧琳本《大般若经音义》作为基本资料,考察同作为对《大般若经》的"卷音义",但因作者不同,目的有异,体现在词汇上所产生的差异,主要从"选词立目"、"词形书写"等等角度展开比较研究。

天理本、六地藏寺本《大般若經音義》之比較研究——以訛俗字爲中心

本文對同屬"無窮會本系"《大般若經音義》的天理本與六地藏寺本進行比較研究.比較内容以訛俗字爲中心.六地藏寺本的書寫時間比天理本晚約一百五十餘年.通過比較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六地藏寺本字的訛俗現象更爲嚴重,但卻呈現出當時日本漢字書寫的一些特色.這也應該是研究域外漢字發展的重要方面之一.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之慧琳“音义”校读札记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之慧琳“音义”见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至卷八,约占全书8%的篇幅,其中存在许多文字问题。详其讹误原因,或因形近,或有脱漏,或是衍倒,或违文例。勘正这些问题,对促进和深化慧琳《一切经音义》的研究和利用有着积极的意义。

般若空观印禅心——论《心经》对禅思禅诗的影响

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心经》 ,既是《大般若经》的精华 ,也是佛法的总纲领。《心经》五蕴皆空、色空相即、诸法空相、了无所得的般若空观 ,深刻影响了禅宗破除五蕴执着、圆融真空妙有、体证澄明自性、彻见本来面目的思想。禅宗汲取《心经》精髓 ,并通过诗歌偈颂的形式 ,传达对《心经》般若空观的透彻之悟 ,流漾着玲珑透彻、色相俱泯的风致。体证般若空观及其对禅思禅诗的影响 ,对建构 2 1世纪禅悟诗学 ,有着重要的意义。般若空观剔除感官的粘滞性 ,超越物质声色世界 ,以跃入澄明自在的审美情境 ,与禅的终极关怀合若符契 ,对追求诗意地栖居的当代人文精神 。

信仰、权力与阶层:唐刻房山石经《大般若经》中的政治景观

唐刻房山石经《大般若经》的刊镌,幽州社会官僚、僧侣、世俗家庭等阶层皆有参与,不但是一次规模弘大的宗教活动,亦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景观”。一方面,基层社会通过家庭、社邑等形式联结并开展活动,有助于民间秩序的良性运转;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将石经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沟通与维护同中央的关系,并对地方风俗与秩序进行了有效调节。不但展现了中晚唐时期唐廷在维持河北地区的稳定上付出的努力,也反映了幽州地区从地方到国家治理的社会图景。

批量补缀卷首——古人对敦煌写经的一种特殊修复

批量补缀卷首,是古代写经的修复者们有组织、有系统地对写卷卷首(尤其是首纸)进行统一补缀的方法,作为敦煌写经古代修复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值得在缀合研究中加以特别的关注。本文在写经的缀合中发掘古人批量补缀卷首的特点,对它在《大般若经》写卷中的分布情况作了总结,归纳出写经修复的六种类型、两个系统,并再次将这种带有规律性的认识用之于缀合实践,在为一些敦煌写经残卷的缀合提供理论依据的同时,也尝试对写卷的历史演变和制作过程作出解释。

玄奘的最後十年(655—664)——兼論總章二年(669)改葬事

本文细析唐代有关玄奘的资料，拟构玄奘晚年生活图景，发现这位名震古今的高僧竟然有艰丰困顿的晚年。永徽年间，在高宗从辅政旧臣系夺回政治主宰权的风暴中，玄奘被归入辅政旧臣系，自此之後遂处：拎一种被监视的环境之中，包括：显庆元年（656）诏六臣监共译经。显庆二年随驾束都。显庆三年敕住西明寺。显庆四年秋，辅政旧臣系几乎全被消灭殆尽，玄奘奏请移居玉华寺，这可以说是透过自我贬逐以求保身之法。麟德元年（664）二月，玄奘圆寂。从卧病到辞世前，都未有官医前往诊视。玄奘身後的寥落，也显现在以下四事：没有官员参加葬礼，没有追谧，也没有塔铭，甚至在入葬后五年，竟被发棺迁葬。来人周知玄奘墓塔所在的“兴教寺”系在他去世九十四年後才规建的，而距他圆寂一百七十五年后，方树立塔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