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情报和安全机构大规模监控监督制约机制研究

[研究目的]2017年荷兰修改后的《情报和安全机构法》架构起了系统的大规模监控监督制约机制,对其基本架构及运行状况进行研究对于我国相关制度的构建有重要参考价值。[研究方法]通过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方法可知,《情报和安全机构法》确立了部长事前授权、调查权力委员会或海牙法院法官事前审查、情报和安全机构审查委员会事中监督和事后救济以及议会监督的大规模监控监督制约机制;而且调查权力委员会和情报和安全机构审查委员会在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控权作用。[研究结论]观察2013年以来《情报和安全机构法》的修法、实践和评估过程,不难发现,荷兰形成了良性的大规模监控监督制约型塑机制,但在调查权力委员会或海牙法院法官事前审查、情报和安全机构审查委员会事中监督和事后救济等方面仍存在问题,如何进一步改革完善是荷兰仍需面对的问题。

侦查中的大规模监控与个人信息保护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大规模监控在侦查中已经得到广泛运用,同时发挥着犯罪预防和犯罪侦查的作用,针对全社会大规模的监控与技术侦查措施不同,对不特定第三人进行监控也会对个人信息保护形成一定的挑战,信息共享和第三方理论的存在也会加剧这种冲突,为了平衡这一利益冲突,从个人信息保护的视角对大规模监控进行规制,以比例原则为宏观指导对大规模监控进行场景化的治理,通过权利保障和程序规则对其进行具体规制,同时也要注意个人信息保护的限度,不能一味强调个体赋权,以期实现犯罪治理和个人信息保护的平衡。

欧洲人权法院为大规模监控建立新的审查标准

欧洲人权法院就大规模监控所作的判例不仅对欧洲国家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欧洲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也有参考价值。通过历史分析和案例分析的方法研究发现,因技术背景的变化,以及大规模监控与有目标的监控存在显著不同,欧洲人权法院于2006年在Weber and Saravia v.Germany案中建立的大规模监控审查标准已经不再适用。2021年5月25日,欧洲人权法院在Big Brother Watch and Others v.the United Kingdom案中,以Weber标准为框架,反思Weber案之后的相关判例,架构了符合大规模监控具体特征的新的审查标准。

公共空间运用大规模监控的法理逻辑及限度——基于个人信息有序共享之视角

为应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安抚公众对风险的恐慌情绪,公共空间大规模监控随之诞生,并迅速在现实社会和网络空间中全面运用。公共治理不能取安全保障而舍隐私保护,公共空间大规模监控的运用并非以牺牲隐私权为代价,而是在保障安全法益的同时兼顾隐私法益的保护。在此"既保障安全,又保护隐私"的法理念下,公共空间大规模监控的运用体现了风险治理从个人本位走向社会本位的转变趋势,并促进了个人信息保护从自主支配到有序共享的逻辑转换。为寻求安全保障与隐私保护之间的平衡路径,在公共空间合理运用大规模监控措施,就必须加强信息收集、存储、使用的阶段性控制,建立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制度,实现个人信息的有序共享。

侦查中运用大规模监控的法律规制

大规模监控是针对不特定对象的高科技监控手段,在侦查中有多种功能。由于部分大规模监控在侦查中运用时会侵害公民基本权利,所以属于应由法律规制的强制侦查措施。大规模监控的运用使侦查由被动性、调查性、回溯性、对象特定性侦查向主动性、预防性、即时性、对象非特定性侦查过渡,给传统的侦查及其法律规制理论带来了一些难题和挑战。为实现公民权利保护的实效性,应将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各种大规模监控措施纳入《刑事诉讼法》的规制范围。为此,必须对现有的侦查理论和规范进行修正,改革立案制度,扩大技术侦查的对象范围;应根据大规模监控的用途及监控内容的不同进行宽严有别的规制;对于侦查中大规模监控运用的规制,应从程序规范及证据规则两方面进行,前者包括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适用主体、批准程序、实施程序等方面,后者包括非法运用大规模监控获取证据的排除规则,以及根据大规模监控的科技特征而设置的不可靠证据排除规则。

隐私权视角下的大规模监控措施类型化及其规范

目前我国刑事侦查中已经开始运用一些大规模监控措施,部分大规模监控措施会对公民基本权利构成侵害,尤其是会侵害公民的隐私权,因此属于应由法律进行严格规制的强制侦查措施。公民对通讯的非内容信息享有隐私权,所以对非内容信息的监控也可能会构成强制侦查措施;对业务记录数据的监控,则要根据侦查机关获取业务记录的方式、业务记录是否超出正常内容等确定是否属于强制侦查措施;对不特定公民在公共场所的行为进行监控,在我国应作为任意侦查措施,但对特定公民在公共场所行为的监控则属于强制侦查措施;对公开网络信息的监控一般不会侵害公民隐私权,但可能会侵害其他基本权利。因此,大规模监控在侦查中的运用多数情况下会因侵害公民隐私权而构成强制侦查措施,有必要对其实施进行法律规制。对大规模监控应以《刑事诉讼法》为主进行规范,并辅以其他法律的规制;应当在对目前《刑事诉讼法》中技术侦查对象范围和立案制度进行调整改革的基础上,从实施条件、审批程序、实施过程的检察监督、审判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等几个方面构建规范大规模监控措施的具体规则。

美国情报部门大规模电话元数据监控问题研究

[目的/意义]"斯诺登事件"后,美国情报部门大规模电话元数据监控的合宪性引致美国社会的广泛质疑。如何对美国情报部门大规模电话元数据监控制度进行改革以在国家安全维护和公民权利保障之间取得平衡遂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方法/过程]通过研究美国情报部门大规模电话元数据监控的发展、制度内容,分析美国联邦法院、国会对大规模电话元数据监控合宪性问题作出的回应。[结果/结论]尽管《自由法案》禁止情报部门根据《爱国者法案》第215条进行大规模电话元数据监控,但这并不意味着情报部门大规模电话元数据监控的终结,情报部门大规模电话元数据监控有待进一步规制和改革。

加拿大大规模情报监控事前司法审查制度研究

[研究目的]事前司法审查是加拿大大规模情报监控监督制约的重要方式。探研该制度,对于归纳总结大规模情报监控事前司法审查的一般规律有着重要的意义。[研究方法]通过历史分析、规范分析方法可知,加拿大大规模情报监控事前司法审查制度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其发展是围绕着如何防止政府情报监控权对《加拿大自由与权利宪章》第8条隐私权不正当干预而展开的。该制度包括事前司法审查大规模情报监控的类别、事前司法审查的主体、事前司法审查的程序等基本内容。[研究结论]囿于情报与司法工作运作规律的冲突,使得加拿大大规模情报监控事前司法审查制度在情报部门对法院坦诚义务、情报部门采取侵犯宪章所保障的权利或自由的措施事前司法授权以及情报专员的中立性等问题上仍存在不小的争议,司法权对大规模情报监控权的制衡仍需再调适、再平衡。

英国大规模情报监控监督制约的新进展及其借鉴

[目的/意义]近年来,英国不断改革大规模情报监控的监督制约机制,强化情报民主归责和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因此,对英国大规模情报监控监督制约的新进展进行梳理、探研,对于我国相关制度的科学、合理构建有着重要的意义。[方法/过程]通过历史分析、规范分析的方法,发现近年来英国在大规模情报监控的议会监督、审批、专员监督方面进行了大幅改革,强化大规模情报监控监督的独立性、增强监督主体的权力和能力、注重大规模情报监控监督的技术性。[结果/结论]大规模情报监控监督制约是情报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的题中之义。在构建科学、合理、符合国情的大规模情报监控监督制约机制时,可借鉴英国新近发展的经验,注重具有独立性监督主体的构建、赋予监督主体足够的权力和能力、注重大规模情报监控监督制约的技术性。

大规模车辆监控系统中通信服务器的设计与实现

针对现有车辆监控系统难以满足大规模负载的问题,设计一款高性能的通信服务器。该通信服务器合理地划分业务结构,并从多线程异步接收、协议解析模式、共享数据同步和线程池4个方面进行优化设计。最终测试表明,该通信服务器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可靠性和可拓展性。

大规模视频监控系统中存储系统的研究

主要介绍了现阶段的三种存储技术及其在视频监控中的几种应用方式的优缺点分析,阐述了大规模视频监控系统中采用的基于iSCSI的存储系统的基本原理。

“斯诺登事件”后美国监控政策调整与困境

从2013年“斯诺登事件”至今的十年间,美国府、会围绕大规模监控等监听窃密行为方面进行了诸多调整,涵盖情报搜集、攻击行动等诸多领域。然而,从结果看,美国并没有达成“亡羊补牢”的目标。十年间,美国的网络监控政策调整有得有失,“斯诺登事件”直击的大规模监控及其相关争论仍在延续,种种乱象折射出的恰是美式网络安全观走不出的“困局”。

高校智能视频监控实训平台设计探究

针对高校视频监控实训中系统性弱、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以治安监控项目为背景,结合服务器虚拟化、网络存储以及通信技术,设计了一种智能视频监控综合实训平台。采用"三码流"机制,集成信息采集、传输、管理、存储与显示的5个典型功能模块,实现大规模行业视频监控的资源共享与业务管控。平台为智能视频监控技术学习提供了较好的实训环境,有效提升了实训室平台日常运维和管理的便捷性。

欧盟大规模数据监控的赋权、制衡与挑战

2020年的新冠肺炎危机迫使国家采取大规模的监控手段维护安全,再次引起公民对隐私的担忧。不同于生命健康权等其他人权,隐私权本就具备可被减损的特性。处于隐私保护“道德高地”的欧盟,在确认以安全为目的进行大规模监控合法的情况下,要求监控机关的监控合法、合目的,在数据的审查、使用、保留和销毁环节尽足够的注意义务;要求监督机关能够获取所有的相关信息;要求救济机关为任何怀疑自己受到监控的个人提供有效救济途径。这样的隐私保护程序性规定成效斐然,为成员国监控权力的约束提供了范式。欧洲人权法院若能处理好欧盟法与成员国的裁量权关系问题,欧洲法院如进一步明确数据保护的标准,则可将隐私保护水平提升至全新的高度。

“普遍嫌疑”及其规制以德国法为借鉴

“嫌疑程度”理论,要求刑事诉讼的启动必须至少有初始嫌疑,不能仅凭单纯的猜测。但随着“犯罪预防优先”理念的渗入以及警务情报机构向刑事司法的渗入,以大规模监控、大规模数据储存以及大数据分析为典型代表的犯罪预防方法开始成为各国强力遏制犯罪尤其是有组织犯罪的重要工具。因为这些犯罪预防方法不需要达致任何程度的嫌疑,故其实施依据的标准可称为“普遍嫌疑”。“普遍嫌疑”对刑事诉讼的价值、无罪推定及公民的个人基本权利保障均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甚至颠覆,因此从基本权干预的角度,应确立法律保留、比例原则以及救济机制以进行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