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尔与爱因斯坦间的三次世纪大论战

20世纪20年代,旧的量子论通过海森堡、薛定谔、狄拉克等人的努力变成了新的量子力学,旧量子论的诸多假设均可以从新的量子力学中直接导出来。但对量子力学物理意义的阐释却在物理学家之间产生了较大分歧。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玻尔与爱因斯坦之间的三次世纪大论战。1927年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五届索尔维会议,是玻尔与爱因斯坦间的第一次大论战,标志着“玻爱论战”的公开化;接下来最为戏剧性的第二次大论战发生在1930年的第六届索尔维会议期间;而1935年第三次大论战中的EPR理论所涉及的“叠加态”和“纠缠态”则成为量子理论新发展的生长点。

中苏大论战:起因、焦点与教训

６０年代发生在中苏两党间的大论战，对中苏两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政治格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有许多值得记取的教训。如今这场论战已过去了３０多年，世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再来重温这场论战，对我们仍有很大裨益。一、争论的缘起中苏关系从联盟到破...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性格冲突与中苏大论战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是中苏大论战对立双方的主角 ,中苏大论战带有他们鲜明的个性化印记。探讨中苏大论战的发生与发展不能不涉及两人的性格冲突。如果说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或者其中的任何一方从一开始就希望把双方的关系彻底搞坏 ,那显然是有悖于史实的。事实上 ,双方都曾为相互关系的日益恶化而感到焦虑不安 ,并为阻止这一趋势进行过艰苦努力。但大多数时候 ,努力的结果却往往适得其反。这种情况的出现 ,除了有当时的客观因素的作用之外 ,两人鲜明的个性因素也是不能忽略的。

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1956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

1948 1972年,西欧中国学家们组织了每年一度的学术会议,轮流在欧洲各个城市举行,发表论文交流学术信息。这一会议最初由西欧学者主办,后来扩展到苏联、东欧乃至全世界,基本形成了一个中国学全球共同体。1955 1956年中国学者两次应邀参加,先后有翦伯赞、周一良、夏鼐、张芝联四位学者参加。他们不仅在会上发表论文,介绍中国近代史研究,还组织了新中国考古成就展,吸引了广大中国学家们的注意。其中最有意义的中外史学交流是1956年巴黎会议上发生的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会议的主题是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中国学者介绍了基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分期理论,适逢欧洲学者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也热衷于经济社会史研究思路,遂引发了国际大论战。

朝鲜战争与中苏大论战的起源

朝鲜战争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是双重的 ,一方面 ,它增强了中苏之间的相互信任 ,巩固了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 ,也缓和了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相互猜疑与不满。但另一方面 ,从此后历史发展的史实来看 ,它也同样埋下了双方结怨的种子。本文主要以后一方面的探讨为背景 ,尝试把朝鲜战争与中苏大论战联系起来进行分析 ,试图从战争的爆发、过程与结果三个方面发掘朝鲜战争与中苏大论战的起源之间的内在联系 。

物质:可分的或连续的、构成的或生成的?——选评《3大论战》与《生成哲学》

本文认为单纯层次上的“无限可分” ,只是“恶的无限性” ,而决不是辩证法。遵循恩格斯与黑格尔对可分性问题的基本思路 ,认为只有“可分”与“连续”、“构成”与“生成”等两个对立面的统一 。

启蒙史学视野下的1730年代英国历史大论战

1730—1735年,在博林布鲁克阵营和沃尔波阵营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英国历史的大论战。它具有浓厚的党派斗争色彩,却实践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论战双方运用"三阶段分期"和"历史连续性"的观念对英国历史进行了考察,不仅为英国的国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也为英国启蒙史学的独特性奠定了学术基础。

除了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就没有别的了吗?——论20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的背景

文章通过对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共运中一些重大事件的分析和研究,提出大论战的发生主要是因为中苏两党在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而造成这种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党从"左"的角度来理解、实施这些理论与实践。

错位与悖论——20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的终结与评价

中苏大论战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更加严重,使苏联党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的倾向更加严重,中国党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更加严重。尽管中苏双方都声称论战是为了捍卫、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场论战中受到了最大的伤害。与此相适应,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因此受到了最大的伤害,埋下了其在20世纪末步入低谷的伏笔。

对东欧当年“实践观大论战”的回顾

(1)东欧数十年来围绕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问题展开的大论战,从特定角度来看,也是目前历史巨变的一种“预兆”,值得我国哲学界注意。 近半个世纪以来,围绕实践观问题的论战,大体是围绕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展开的:(一)“实践”范畴和“物质”以及“精神”范畴之间的关系;(二)实践论和反映论的关系,(三)实践辩证法和自然辩证法的关系;(四)在实践之外,真理有无别的标准;(五)马克思同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哲学取向上是否有所对立。本文的回顾,意在分析以前东欧各个不同国家的论争特征,以及异于以上五个共同问题的新的论域及其意蕴。

大论战结束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活动

以中国是否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为中心的大论战结束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声势并不曾减落。这种宣传正带着新的特点更具影响力地展开着。正是它造成的明确的舆论导向,呼唤起了1911年中国民主革命的斗争高潮,结束了封建帝制在华夏大地上的统治。遗憾的是,对1905——1907年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大论战结束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活动,人们还未给予应有的重视。

国内学术界关于中苏大论战后果研究综述

中苏大论战是20世纪国际共运和国际政治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其后果和影响巨大而深远。从国内学术界关于中苏大论战后果的相关研究成果看,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对毛泽东及中共认知的影响;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对国际共运的影响;对世界政治格局及苏共路线、苏联社会发展的影响。

时代的发展与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两次大论战

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发生过两次大论战。它直接反映在内外政策的争论,而根源却在于对帝国主义发展趋势的不同分析,从而引起关于历史“大时代”的不同认识。

真假《红楼梦》大论战势必展开

提出真假《红楼梦》大论战势必展开,莫非故弄玄虚,耸人听闻?绝非如此。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因为《红楼梦》有个特大之谜。这个谜和《红楼梦谜》、《红楼解梦》之类书所破之谜毫无共同之处,而是百二十回《红楼梦》的作者究竟是谁?

关于红学大论战的哲学问题

我国的学术界,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存在着“哲学的贫困”。这一情形,反映在目前的红学论战中,特别是在冯其庸、蔡义江先生的文章中,贫困程度到了危险线以下。本来,人们对于学术研究中出现的“哲学的贫困”是能够理解的,但像冯、蔡二位先生那样炫耀自己的功夫,目中无人地训斥人,不准别人“放胆肆论”的人,人们对他们在哲学上所表现的浅薄就不能原谅了。

要重视文艺的民族性——对近年来中西文化大论战的反思

关于文艺的民族性问题,本来并不属于什么新鲜论题。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艺术产品,都会打下本民族的烙印,都具有本民族的属性与特点,这是经过好几代人研究和探索后,在理论上、实践上都予以证明了的,对如何建设与发展本民族的文化事业,也早已确定了方向与路线。但曾几何时,在刚刚实行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大地上,却发生了一场影响很大的中西文化大论战。我们今天对这场论战作进一步的历史反思,对彻底解决文艺的民族性问题相信会有所启示。

中国早期社会主义问题大论战述论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立即起来学习、宣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当时,最有影响的人物要算李大钊和陈独秀。李大钊是中国早期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从1918年以来,他连续发表文章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认为十月革命是“

日本的中苏大论战研究综述

中苏大论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场论战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乃至于世界政治格局都带来了深刻影响。与其他各国学者一样,日本学者也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日本学术界有关中苏论战爆发的原因、论战涉及的理论问题以及论战所带来的历史教训等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对深化中苏论战的认识有深远的意义。

毛泽东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逻辑学大论战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逻辑学大论战对我国学术界影响重大。毛泽东十分关注这场逻辑学大论战,对于此次论战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正确引导。与毛泽东对建国初期《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梁漱溟文化保守主义以及胡风文艺思想等论战中的态度相比,他在逻辑学论战中的态度是比较恰当的。通过对比,可以从中得出一些历史经验:在学术论争中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学术创新,实现国家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态度对待学术论争,并把学术问题政治化。

关于马克思主义学习中的方法论——以“中苏大论战”对中国的影响为例

60年代发生在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大论战，主要是以意识形态争论的方式出现的，意识形态的分歧是中苏论战的深层根源，国家利益的冲突是引发论战最重要的内在原因。从争论的内容来看是中苏两党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争论。中苏大论战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无论是对国内方面，还是在外交政策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今这场论战已过去了很长时间，世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再来重温这场论战，也许仍有许多经验可供我们借鉴，对我们仍有很大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