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调解机制的思考

我国的大调解机制尽管顺应了我国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但由于大调解机制在我国属于新生事物,也就难以尽善尽美,存在与法治偏离的现象,包括大调解的行政化、不统一性等,因此,为了使大调解机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就需要更新观念,以发展的法治观点,结合我国的国情,合理构建大调解机制,规范大调解,以处理好大调解与党委、政府领导的关系、与法治、司法的关系,使大调解得以健全、完善,实现维护社会稳定功能的最大化。

“枫桥经验”语境下大调解机制的完善

"枫桥经验"是中国本土探索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并取得成功的典范,其中的调解制度蕴含着丰富的经验:专业化调解队伍、专业性调解组织、多级联动组织等。今天我国构建的大调解机制应借鉴"枫桥经验"的调解制度:制定调解法、健全调解衔接机制、成立专业性调解组织、打造专业化调解队伍和提供经费保障,推动大调解机制的健康运行,有力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少数民族地区大调解机制运行的现实困境及思考——以新疆喀什地区为研究样本

大调解机制是维护社会稳定、消解矛盾纠纷的重要机制和社会救济的主要形式,也符合世界各国非诉讼解决方式蓬勃发展的趋势。以喀什地区为样本,结合其社会转型背景,考察大调解机制在喀什地区运行中的种种困境,为焕发大调解机制的生命力,使之在少数民族地区有效运行,提出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亟待从粗放走向规范、设计相应制度,发挥传统的家庭调解和宗教爱国人士参与调解的优势、推行和规范基层的诉讼调解点制度、不断扩大诉讼调解范围、模糊看待"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在诉讼调解中的适用等建议。

深化大调解机制建设不断提升工作水平——以泰州海陵为实证

健全完善大调解机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为此，笔者就如何深化大调解机制建设，努力提升大调解工作水平，对泰州海陵区进行了专题调研。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该区的大调解工作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依然有不少薄弱环节，比较突出的有：思想认识不到位；组织工作不到位；指导协调不到位；社区调解机构规范不到位。对此，必须首先牢固树立“调解优先、以调促和”的工作理念，并以大调解机制的建设为根本保障，不断提升大调解的工作水平：要正确领会深化大调解机制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要明确深化大调解机制建设的重点内容，包括加强三级调解平台建设、加强其他各类调解组织建设、完善大调解工作机制以及加强调解员队伍和能力建设，等等；要切实加强大调解机制建设的推进力度。

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大调解机制

大调解机制是对我国传统经验的总结与发展,全国各地都在大调解机制的建设上进行了实践,理论界也从多方面对大调解机制的功能及构筑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因此,大调解机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目前,我国大调解机制在构建实践中应当正确处理好调解与诉讼的衔接关系,明确大调解机制中的主导者,组建专业化的调解队伍,从而更大程度地发挥大调解机制的功能。

论我国大调解机制的构建——兼析大调解与ADR的关系

近年来,为适应解决我国转型期社会纠纷的需要,全国许多地方都在大调解机制的建设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尽管大调解工作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其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现实的制约。目前,我国大调解机制构建的价值取向和应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建立专门的大调解领导协调机构,理顺管理体制;整合相关机构和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建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此外,还要正确看待和处理调解与判决的关系。

构建大调解机制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调解制度是一种有效的社会管理手段。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化,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日益增加,矛盾变得复杂,这就需要调解制度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以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的需要。现行的调解制度包括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

仪征市政协视察大调解机制建设工作

近日,仪征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专题视察大调解机制建设工作。视察组实地察看了部分乡镇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和村调解室。

创新调解机制 维护稳定大局

纠纷调解一直是农村基层派出所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的关键所在。公安机关要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充分发挥公安机关点多、线长、面广的优势，积极参与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和“大调解”机制建设，最大限度地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

“大调解”机制中法院的角色定位

"大调解"纠纷解决机制在基层实际运行状况如何,法院参与构建大调解机制是否存在必要性,从实然和应然的角度对法院在"大调解"中的地位进行分析,法院的角色定位为"参与者"可能比较合适,在"大调解"机制的运行中承担指导服务和保障作用。

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大调解”机制创新

当今社会不断发展,基层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复杂。如果对基层社会矛盾不加以重视和及时的协调处理,很容易使其演变为激烈的对抗性矛盾,从而引发更严重的社会不良后果。调解作为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一种方式,在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传统思想基础上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阐述基层社会矛盾的新特点,分析了大调解机制在化解基层社会矛盾中的作用和长处,同时指出了现行大调解模式存在的问题,根据这些问题针对性、创新性地提出了完善大调解机制的对策,以期探讨完善多元化的矛盾调解机制,提高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冲突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成就与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纠纷数量的急剧增长激发了中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快速发展。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中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取得很大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包括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体系的初步形成、诉讼机制的快速发展、综合性行政处置机制的形成、大调解机制的建构、信访制度的完善等。然而,中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在机制建设上也还有很多不足之处。这些不足包括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有待提高、公法纠纷解决机制不健全、民间性纠纷解决机制受到压制、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不协调、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异化等。上述问题表明,中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展之路还很漫长,法学界应该进一步加强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为中国特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体系的构建出谋划策,提供行之有效的思想引领和对策支持。

民法典颁行对公安行政调解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受传统公法文化的影响,公安行政调解存在轻视民事权利、"和稀泥"的现象。民法典的颁行在带来执法便利的同时,在调解理念、调解主体、调解手段、调解范围等方面带来新的挑战和影响。公安机关必须加大培训力度,培育民警的民法理念,提高民事法律素质;将民法典培训常态化,进一步提升公安民警行政调解能力;建立有效激励机制,鼓励民(辅)警自觉学习民事法律知识;建立大调解联动机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以创建"枫桥式公安派出所"为契机,优化社区警力配置;加大民法宣传力度,改善执法环境。

论社会矛盾纠纷调解的“公调对接”

公安机关应当在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工作中,充分利用社会矛盾纠纷的调解网络,把复杂的矛盾纠纷分流到调处中心处理。"公调对接"以社会矛盾纠纷的大调解机制为依托,有利于减轻公安基层民警的工作负担,有利于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开展,有利于规范民事纠纷的调解主体,有利于提高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率。"公调对接"应该朝着实质对接、规范对接、和谐对接的方向发展和完善。

网络化治理理念下我国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探索

文章针对新时期社会矛盾特点和传统管理模式失效现象,说明了网络化治理模式应运而生,该模式从强化网络合作机制、完善网络协调机制、落实网络责任机制等方面探索社会矛盾机制的化解。

“大调解”机制对优化价格争议纠纷调解的启示

2003年4月,江苏省南通市在全国率先建立了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大调解”机制成为应对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纠纷复杂多样而创新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随着政府对于价格争议纠纷调解机制建设的日益重视,全国各地对大调解模式展开了形式多样的实践探索,涌现出了符合当地实际的人民调解方式。

论公安派出所在大调解工作中的问题和对策

当前,我国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期。这一时期,既是发展的黄金期,也是矛盾纠纷的凸显期。公安派出所要以此为契机,积极发挥群众基础好的优势,大力纠正目前调解工作的问题,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扎实推进矛盾纠纷化解、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创造更加有力的社会环境,真正使"大调解"工作深入人心。

论人民调解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以浙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例

人民调解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有助于以调解促"和谐",以"和谐"的理念引领和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基层人民调解组织是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建设的"稳定器";建构我国特色的新农村人民调解信息网络能确保在第一时间提供预警信息;社会主义新农村多元化大调解工作机制促进了党的执政基础巩固。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深入推进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苏办发[2009]33号2009年9月26日各市、县(市、区)委,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委各部委,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深入推进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意见》已经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当代中国乡村司法的功能与现状

从广义上理解,乡村司法应当包括农村基层法庭的司法和基层派出所、司法所和其他站所的准司法以及乡镇政府、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准司法。中国乡村司法具有独特的功能,它糅合了基层司法职能和部分行政职能,还兼具纠纷解决职能与法律服务职能。从农村社会的"结构混乱"状况、纠纷解决充斥着"力"的因素、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弱化等现实来看,当前中国乡村有着很高的司法需求。各种司法或准司法机构在乡村司法体系中虽然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组织体系和治权不断弱化、缺乏解纷的制度性动力、脱离实际的程序化倾向、过于强调社会稳定等等。对此,需要从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角度和满足秩序需求的法治角度对乡村司法机制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