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赶超思想与大跃进运动的关系——兼与吴海红商榷

20世纪 5 0年代出现的赶超思想与大跃进运动 ,都是当时“左”倾指导思想的产物 ,是一对并列的错误 ,尽管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但并不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所谓的赶超时间的缩短使得大跃进运动不断升级 ,这种升级又使得赶超思想远离现实的“双重互动关系”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社会主义阵营的赶超浪潮与中国大跃进运动的发生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中后期，在苏联的赶超战略影响下，社会主义阵营内出现了赶超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浪潮。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股赶超浪潮的影响和推动下，为了尽早改变贫穷落后的经济面貌，打破帝国主义国家的孤立包围封锁政策，迅速奠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强大物质基础，也毅然选择了超英赶美的快速发展战略。但在“左”倾错误的指导下，我们不断缩短赶超时间，盲目加快赶超步伐，最后酿成大跃进运动的全面爆发。

论政治传播与大跃进运动高潮的形成

大跃进运动是社会主义建设中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一次错误实践。撇开其荒谬性和危害性,本文试从传播学的角度,通过思想政治教育、领袖传播、组织传播、媒介传播等几个方面的合力作用,对在极短的时间内,能使大跃进运动成为全国普遍性的高潮加以分析,以期对现在的政治传播机制构建有所借鉴。

大跃进运动发起与形成过程中的社会心理简析

1958年大跃进运动发起和形成过程中普遍存在急于求成、盲目从众、恶性竞争、浮夸攀比等不良社会心理。认为这是领导者的左倾错误决策得以顺利出台并得到贯彻执行的社会心理基础。这些不良社会心理的产生,根源在于高度集权的一体化社会政治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和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传统的影响,也是由于人民群众文化素质较低而缺乏明察是非的能力,同时是社会群体心理规律自身作用的结果。

试析毛泽东“立理限事”的思维特点及其局限性——以1958年大跃进运动为例

冯友兰认为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用王夫之的话来概括,认为毛泽东从"因事求理"转向"立理限事"了。从冯友兰的这种评价来分析大跃进运动,指出大跃进运动中"政治挂帅"、"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等等,其实就是"立"政治之"理""限"业务之"事",是"立理限事"的具体表现,也是理论对实践的一种僭越。

湖南大跃进运动始末

湖南大跃进运动经历了酝酿准备、组织发动、掀起高潮、继续跃进四个阶段。虽然,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大跃进运动期间忘我劳动,艰苦创业,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失远高于得,弊远大于利。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严格遵循客观规律办事,坚决克服以主观意志代替客观规律的错误做法,以避免类似大跃进运动的错误在历史上重演。

阵痛与召唤——大跃进运动的反思

大跃进运动是我党建国后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所犯的两次全局性错误之一 ,其后果十分严重 ,影响相当深远。这种片面夸大意志、情感、本能等非理性因素思潮的出现 ,不是偶然的 ,而是有其深刻的现实和历史原因。它既给新中国经济建设带来了阵痛 ,又促使我们呼唤理性精神在中国的张扬。深刻分析其发生的历史原因 ,总结其历史经验和教训 。

浅析大跃进运动产生的历史根源

大跃进运动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它的产生有着历史的必然。一方面它是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高度集中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另一方面又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极左思潮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试述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与大跃进运动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跃进运动,这场运动的发动和展开是和党的一系列会议密不可分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作出了一系列的重大决策,最终促使了大跃进运动在全国的正式发动。

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大跃进运动

在科学发展观视域下,大跃进运动违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要求,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领导人急于求成的心理导致政策制定的失误,而人民群众的盲从、快速致富的心理以及对领袖的崇拜又对大跃进运动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群众基础,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海外大跃进运动研究述评

大跃进运动研究是海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海外的研究比大陆学者起步早、范围广,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产生了颇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这些在西方语境中产生的学术成果,既为学界提供了知识增量,同时由于海外大跃进运动研究深受英语学界当代中国研究范式的影响,因而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

大跃进运动时期刘少奇的心路历程

1958—1960年间,刘少奇对大跃进运动的心态具有不变与变两个层面。不变层面是渴望把中国尽快建设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使命感;变的层面则是采取什么措施来实现这个目标,在酝酿和发动大跃进运动时期,他感到惊奇和兴奋,积极拥护和倡导大跃进;北戴河会议后,对大跃进运动逐渐产生了疑虑;庐山会议后,对大跃进运动表示失望,并最终放弃了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的国际动因及其教训

"大跃进"的发动是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当时的国际环境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社会主义阵营的赶超热潮、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等,都是"大跃进"发动起来的外部原因。"大跃进"给我们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正确分析和判断国际形势,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基本前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结合的方针;经济建设必须遵循自身固有的客观经济规律。

试析“大跃进”运动中的斗争哲学及其思维特点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为了反"反冒进"而发动的全国性群众运动,在运动中"斗争哲学"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斗争哲学"在大跃进运动中集中表现为"不断革命论"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哲学"的广泛应用,使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呈现出两极性和简单化的特点。

“大跃进”运动对中国工业建设作用辨析

一、问题的提出 在1958—1960年三年“大跃进”及其以后的五年调整时期,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建设初具规模。如果说,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主要是指以苏联援助建设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和限额上的694个建设项目全面铺开和部分建成投产的话,那么,第二个阶段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建设初具规模”

论反右派斗争对“大跃进”运动的影响

反右斗争对当代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就其与紧随其后的“大跃进”运动的相互关系来说 ,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 :对知识分子的沉重打击 ,为“大跃进”运动中普遍忽视和不尊重科学与客观规律埋下了祸根 ,并为唯意志论的张扬提供了条件 ;进一步助长了报喜不报忧的虚报浮夸风气的滋生与蔓延 ,使错误得以延续更长时间 ,并且加重了困难的严重程度 ;助长了党的主要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盲目乐观和盲目决策的情绪 ;强化了党内在社会主义建设方略上的“左”

“后大跃进”运动探微

"后大跃进"运动是指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以高速度、高指标为特征的又一轮推进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运动;"后大跃进"运动主要表现为经济建设"洋冒进"、高等教育大跃进、交通建设大跃进等;"后大跃进"运动带来了多方面的消极影响;它的长期盛行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防范它再度重演。

刘少奇对"大跃进"运动的反思

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对"大跃进"中盲目追求高指标和高速度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危害进行了深刻的反省。针对国民经济中工农业比例失调,他提出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以保证经济的综合平衡发展。针对积累与消费比例的失调,他提出不能无限制地实行高积累,靠人民群众的觉悟和牺牲来减少消费仅是一种权宜之计,最根本的办法是加快农业发展,在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基础上适当地进行积累,才能促进生产的长期发展。对于经济上的高指标,他提出要把"留有余地"作为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出发点,才能保持主动,少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