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都市边缘区土地开发增长边界管理研究

都市蔓延和无序扩张是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城市地理空间变化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小汽车的普及和高速公路、基础设施网络的拓展，首先是住宅，随即是工业、商业、办公用地相继大规模向城市外围迁移，形成了人口、就业岗位等在地理空间上的大范围扩散，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土地资源的关注。

大都市区的演进趋势与经济增长

在城市化率超过50%以后,大都市区凭借综合性和整体性优势,构成一国经济增长的中枢。我国传统城市化模式导致的单中心城市拥挤效应严重,中小城镇投资效率偏低,成为近年来经济减速的重要成因。在市场机制的驱动下,中心城市功能扩散与城乡统筹发展的趋势、"汽车社会"与"地铁时代"的来临正在推动大都市区形成。大都市区的规模扩展与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业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的集聚与外溢将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大都市区要实现效率性、包容性、可持续发展,应科学制定规划,遵循分期开发的原则,改善基础设施与市政公共服务,与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加快宁波大都市区建设 打造城市经济发展有效载体

目前，新型城市化推进已成为拉动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近年来，宁波市杭州湾新区、梅山保税港区等重大功能区块开发建设成效明显，城市轨道交通、跨海跨江大桥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城市功能日益完善，加快建设大都市区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以大都市区建设为龙头，积极构建宁波都市经济圈，不仅是宁波贯彻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具体体现，也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发展由“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变的重要抓手和载体。

大都市空间扩展的周期性特征——以美国华盛顿—巴尔的摩地区为例

针对大都市区城市化快速发展中,景观替代具有区域相关性和时序变化的基本特点,以美国华盛顿—巴尔的摩地区200年都市化发展史为例,以逻辑斯蒂增长模型为基础,引进2种景观类型的空间增长模型。研究表明,华盛顿—巴尔的摩都市区的增长具有明显的30￣40年周期性,分为3个大周期和6个半周期。在有限空间容量下,本区采用大面积发展城市森林的手段,缓解城市空间扩展与环境恶化的矛盾。运用竞争系数0.1和0.2条件下的增长模型对这一过程进行模拟。

墨尔本大都市区战略规划的历史经验和现行实践

墨尔本对大都市区的发展进行规划有较长时期,起初关注的是居民点的水供服务,后逐步考虑到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经过50多年的发展日趋成熟。"墨尔本2030"就反映了其最新进展,它通过城市增长边界限制蔓延、鼓励多样化的居住方式、使指定地区得到增长等来描绘未来宏伟蓝图。它的范围拓展到交通,并特别注意与供水相关的环境问题。本文将回顾该战略,概述其关注的地区,强调实施战略可能遇到的困难。这些困难要求对城市地区长期发展的管理采取不同视角来看待。

利用约束性CA制定城市增长边界

作为控制城市蔓延的重要工具之一,城市增长边界(UGBs)已经在国际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从控制机制来看,由于规划城镇建设用地边界具有控制城市增长的法律地位,与西方国家的UGBs较为相似,因而可以被视为中国特有的一种UGBs。该边界的制定在我国经过了长期的实践,然而以往的方法往往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因此,本文提出一种基于约束性元胞自动机来制定城市增长边界的方法,该方法考虑了城市发展的综合因素,能够较为客观、全面地反映城市增长的时空动态变化过程,并能体现众多城市发展政策的影响效果。利用约束性元胞自动机模型,以北京市域为研究区域,制定了中心城、新城和乡镇三个层次的UGBs。实证分析表明,利用该方法与传统方法所制定的UGBs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在拟定新的UGBs或改进现有的UGBs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这一情况,参考该方法的模拟结果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UGBs。

北京市限建区规划:制订城市扩展的边界

综合分析了国外国内有关限建区的研究进展,介绍了北京市限建区规划的技术路线,并对主要研究内容——规划支持系统、限建要素分析、限建单元分析、限制分区、规划图则和建设条件分析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最后给出本规划的基本结果和相应的深入分析与探讨。本研究将在城市规划层面上控制城市建设用地的无序蔓延,对北京城市的科学化空间布局具有较为深入的指导意义。

基于基础设施综合服务水平导向的城市增长边界划定——以广州市为例

快速城镇化导致城市空间扩张对自然生态空间侵蚀突出,城市增长边界的界定和管控面临严峻挑战。该文利用GIS技术,划定了2010年广州市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城市建成区;遵循空间开发导向,确定了非建设用地开发性综合指数;根据规划期内城市人口增长规模确定的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与非建设用地开发性综合指数,明确城市最适宜开发建设用地规模和空间布局;将最适宜开发建设用地与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建成区归并,确定2020年广州市UGB,大致形成了流溪河以北的机场、花都区连片建设区,珠江以北、流溪河以南和帽峰山等自然山体以南连片建设区,海珠区和番禺区北部连片建设区、南沙区连片建设区等多片集中建设区,总体呈现"中心城区+外围"多个连片建设区的发展格局。研究方法对全国其他城市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具有借鉴意义。

当代波特兰大都市区的增长管理及其启示

当代美国大都市区的低密度蔓延产生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生态危害,于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的许多州、大都市区和地方政府兴起了增长管理运动,以便合理有序地规范大都市区的增长。奥勒冈州的波特兰大都市区的增长管理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成就。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成立综合性的具有强制力的大都市区;制定了区域性的增长管理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大都市区范围的城市增长边界;积极进行中心城市的再开发和复兴活动;建立综合性的大都市区交通系统等。

20世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道路(Ⅲ)

1973年由麦克米兰公司出版的布赖恩·贝利(Brian J.L.Berry)《城市化的人类后果》(The Human Consequencesof Urbanization),1981年修订再版为《比较城市化:20世纪的不同道路》(Comparative Urbanization:DivergentPath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本文编译了贝利总结的20世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道路。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与新增长极——以宁波临空经济示范区为例

临空经济区是新时代提升全球资源要素配置能力的“战略节点”,是打造现代产业体系和提高城市竞争力的“重要载体”,也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和新增长极”。2018年5月,宁波临空经济示范区获正式批复,成为全国第11个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根据国家发改委对宁波临空经济示范区“五个着力”的建设要求,示范区须充分发挥好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带动作用,与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唱好“双城记”,为推动宁波都市圈、浙江大都市区乃至整个长三角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美国人口增长主要来自大都市城郊地区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美国大城市人口增长已经连续五年放缓，但是其周边郡的人口却在加速增长。这表明美国郊区化进程仍在进行。杰德·科尔克（Jed Kolko）将美国3000余个县分为6个类型。分别是大都市区中心城市、大都市区高密度城郊、大都市区低密度城郊、中型城市、小型城市和乡村。

将长沙打造成“3+5”城市群中心城市的构想

城市群的形成,与中心城市的作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它是中心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心城市的规模和能量决定了它辐射的远近,因而也就决定了城市群范围的大小。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心城市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群的性质。把长沙打造成一个具有强大的集聚与辐射功能的中心城市是"3+5"城市群发展的必然选择。与武汉、广州、重庆、上海等周边大城市群中心城市相比,长沙目前的综合实力不容乐观,但发展潜力很大,发展趋势不可阻挡,有条件打造成为"3+5"城市群的中心城市。

美国“逆城市化”现象反思

20世纪以来，美国大都市区的人口增长率一直高于非都市地区，大都市区化成为美国城市发展的主流。所谓大都市区，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口在5万以上的中心城市及其周围与之有着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的郊区所构成的共同体。非都市区就是大都市区以外的其他地区，比如农村和小城市。但到上世纪70年代，美国人口的发展出现了异常现象，即非都市地区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大都市区。这一现象被某些学者称为“逆城市化”。

美国城市人口发展过程中的若干特点

本文仅就美国建国200年来,城市人口发展过程中的若干特点作一初步的介绍、分析和研究,以供研究我国城市化道路时参考。不当之处望批评指正。 (一)城市人口规模的发展变化 200年来,美国不同规模的城市人口发展变化是很剧烈的。1790年,2.5万人口以上的城镇只有两个,到1950年时发展到522个,1970年达到916个。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1820年普查时才出现,到1950年发展到109个,1970年达到156个。1790年美国有24座城市,1950年增加到4077座,到1970午时发展到了7062座,近二十年间的发展速度接近过去160年的发展。5万人口的城市是划分大都市区的主要标志,它也从1900年的78个发展到1970年的396个。

眺望2020:打开高质量增长新空间

袁家军省长提出"着力做强做大数字经济,着力创新机制扩大内需,着力推动资源要素向优势领域和区域集中,以走在前列的姿态抢占数字革命制高点、强大国内市场制高点和新一轮区域协调发展制高点",为打开高质量增长新空间明确了努力方向和工作重心2020年显然是浙江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关键年份。

都市化区域亟须跨行政市域边界的治理思路

我国现行城市行政体制一方面大大促进了城镇化步伐，但另一方面却又成为大都市区化的重大障碍。行政区划的调整往往很难跟得上城市在扩张过程中经济边界与效率边界的变化，因此就必须寻找其他可能的办法解决城市行政边界与其他边界不一致的矛盾。大都市区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城市的地域空间与规模，而且也使生产要素的流动以及政治、社会结构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中国三大都市圈的发展特点及战略对策

大都市圈，通常是指由若干城市集聚而成的高密度经济区域，在空间上表现为由大运量的高速通道联结的、庞大的、多核心、多层次的城市群。在这个空间里．由于集聚形成的规模经济和区域经济，加之高速通道缩短了城市间空间距离和经济距离，生产和服务的交易成本、运营成本和管理成本大大降低，投资回报率和要素收益率明显提高。中国大都市圈的发展，强化了经济活动和生产要素向优势地区。特别是向沿海大都市连绵区集中的趋势。提高了生产要素的空问配置效率，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具有经济合理性。同时，大都市圈发展也加剧了地区发展不平衡，自身也存在城市过度投资和扩张、资源供需和生态环境矛盾加剧等问题。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对都市圈发展战略和体制、机制创新的研究，以促进中国大都市圈的持续、协调、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