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大数据时代的大都市治理研究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进入了大数据时代。作为社会生产力函数的主要变量,大数据推动了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引擎,也是提升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手段。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技术,大数据拓展了大都市治理研究的广度、深度和新度,通过挖掘、整理和分析城市大数据,大都市治理研究可以深入到政治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诸多领域,能够聚焦于智慧城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公共安全、应急管理等众多议题。随着大数据技术在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断运用,大数据驱动大都市治理研究将会不断走向真实、全面和深入。

大都市治理与网络化政府间关系相关性分析

东西部都市区的治理水平差异较大。这种差异主要缘于政府间是否构建了网络化关系。因此,对大都市治理与网络化政府间关系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伦敦大都市治理改革的进程及展望

伦敦是著名的全球城市,不断革新的治理体系是促成其世界城市地位的重要制度因素之一。通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伦敦治理过程的梳理发现,集权分权并重、政府与社会紧密合作,是其不断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治理变革主线,同时分析了当今城市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并提出了未来治理的重要展望和改革方向。

分合之争:大都市治理的理论演进

大都市治理的困境在于如何处理不同层级间政府的关系,理论界争论的是究竟合治还是分治。合治的代表是统一政府模式,指将大都市进行整体规划和统筹治理,"大政府"是合治的核心。分治的代表是碎化政府模式,指大都市之下的各级城区各自为政,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与其他城区合作与否,政府越小越好。合治与分治的矛盾是效率先行还是公平先行,大都市治理理论的发展就是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寻找契合点的过程。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发展中国家的大都市,而发展中国家的大都市治理或能从此借鉴。

北京大都市治理实证研究——基于GIS方法

随着北京大都市建设"世界城市"目标的提出,对北京大都市治理的研究迫在眉睫。通过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对北京大都市公共资源配置现状进行分析,北京市目前存在行政区划设置不合理、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以及区域协调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北京市进行公共治理创新改革必须立足自身发展,通过行政区划变革、城市网格化管理加强城市治理,创新公共产品供给方式,优化城市功能布局,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公共资源均等化。

大数据驱动大都市治理研究

陈潭，邓伟撰文《迈向大数据时代的大都市治理研究》指出，在2008年Science杂志的专刊中，大数据被解释为“代表着人类认知过程的进步，数据集的规模是无法在可容忍的时间内用目前的技术、方法和理论去获取、管理、处理的数据”。

为提高天津现代化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贡献统战力量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国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我们党治国理政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成果融为一体,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也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宣言书,对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当代中国大都市治理的范式建构及其转型方略

由以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的新三大都市圈与以国家级城市群为目标的四大核心城市群共同构筑的当代中国城市发展新形态,标志着以大都市治理范式建构为目标的当代中国国家建设主导范式的正式登场,昭示当代中国国家建设催生以大都市治理为核心的发展新动力,开辟以大都市治理为主战场的发展新空间。当代中国大都市治理范式是集共有权利、共有设施、共有规则、共有形态、共有绩效以及共有知识体系于一体的新型大都市治理范式,呈现了基于共享的统筹式治理模式、基于ICT的智慧型治理形态、政府主导下的多中心治理机制"三新"特征。推动当代中国大都市治理范式的转型,必须遵循从统筹区域合作到促进协同发展再到推进区域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发展这一中国式制度演进轨迹的基本经验,坚持"先规划对接,再深度协同,后一体化发展"的战略理念,实施"区域规划对接对联、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市场体系开放开发、区域制度深度融合、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发展"五位一体的战略举措。在此基础上,用大都市治理范式创新的最新理论成果与制度体系设计,为当代中国大都市治理现代化提供富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资源与发展动力。

邻里政府:美国大都市区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在美国大都市区治理体系中,邻里政府(邻里组织)既是一种重要的理论主张,更是民众争取政治自由、社会参与、社区自治的必然结果。在现实中,主要存在独立性质的邻里政府、半独立准政府的邻里政府和由私人住户组成的私人邻里组织等三种类型。不同的邻里政府,具有不同的运作模式和治理效果,在现实发展中,也是优势与困境并存,社会评价不一。美国邻里政府的成功运作模式和治理经验,对我国大都市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从分散到集中:伦敦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的变迁

伦敦大都市的形成和发展是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伦敦在19世纪已经成长为一个重要的国际大都市,之后其政府治理机制经历了复杂的变迁,总体上呈现出从分散走向集中的演变趋势。伦敦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的运行实践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背景因素的影响。总结伦敦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运行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的运行和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新区域主义：美国大都市区治理的新思路

20世纪以来,大都市区治理一直是美国公共政策争论的主题。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改革传统与公共选择视角间的争论一直主导着当代美国的大都市区治理,但由于两者都有着内在的局限性,只能为大都市区治理提供有限的指导。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区域主义应运而生。与改革传统和公共选择视角立足于结构性改革不同的是,新区域主义更强调治理过程,主张通过在相关主体间建立健全有效的协调机制以提高区域性竞争力。尽管新区域主义面临诸多挑战,但它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大都市区治理思路,对促进当代中国城市群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大都市区治理的制约因素及突破思路——兼论国外大都市区治理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对大都市区的治理既是创新大都市区行政管理体制,促进我国城市化与区域发展的必然要求,又是推进我国行政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方面,但尚处在探索中的大都市区治理机制,在其发展进程中出现诸多制约因素。不过,站在全球视野来看,目前我国大都市区治理进程中遭遇的瓶颈之困,英美等一些发达国家也曾遇到过。因此,笔者以为,批判性地借鉴发达国家大都市区治理的经验,不失为突破我国大都市区治理困境的一种理论视角和行动方略。当然,我国国情与这些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也要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大都市区治理模式。

大都市区政府治理的成功案例：1992年波特兰大都市章程

波特兰大都市区政府是美国仅有的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并具有自治章程的区域性地方政府,尽管它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实体性地方政府,但它在区域性问题的协调合作等方面都有可圈可点的成绩。对此,学术界都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它是大都市区治理的典型。1992年波特兰大都市区政府章程,是其发展进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其某些基本原则,在大都市区治理方面有积极的示范意义。对这一章程产生的由来及其原因进行剖析,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美国大都市区治理的认识。

中国大都市区治理的问题与挑战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而且,这一进程被中央政府作为城市发展和经济现代化建设的组成部分加以推进。城市化进程要求多个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及高层级政府的介入,这一点对于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通过对长江三角洲都市区、京津冀都市区和关中—天水都市区三个截然不同的案例展开比较分析,能够加深对中国城市治理的认识与理解。分析发现,垂直式领导在中国城市治理模式中占据主要地位,但中央政府在不同模式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介入方式有所不同。

我国城市圈治理的“三步走”路径选择——基于美国大都市区治理的经验

大都市区的治理问题是公共行政领域中关于跨界治理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美国有着近百年的大都市区治理经验,文章分析了美国的大都市治理的历史实践及理论,认为这些经验对于推进我国的城市圈内部治理而言具有一定价值。在比较中美现实差异的基础上,从美国经验出发结合我国的实际,实行治理机制的动态选择,即先树立一个权威中心,后引导多中心治理体系的形成,最后构建区域协调合作机制的"三步走"的动态治理框架对我国而言具有现实意义。

变革时代的他者叙事——阅读《大都市涉外社区治理》

众所周知,"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给中国的人口流动和移民史研究留下了宏大的历史篇章。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移民现象时有发生,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运动不可避免。经过康雍乾三世的恢复发展,乾隆时期全国人口突破了三亿大关。由于人口增长所导致的人地矛盾越来越尖锐,大量贫民迫于生计选择迁移,于是形成了"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近代三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一段悲壮的谋生运动就是一部辛酸的移民史,也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

人工智能应用下的大都市区治理:技术逻辑与治理路径

大都市区是一个存在多个城市主体、横跨多个行政单元、具有一定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的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经济空间。城市主体多元和政治碎化的特征使大都市区遭遇治理体系建构失序、整体性治理权力缺位、治理能力发挥不足以及治理资源配置不均衡等治理困境。而人工智能通过建构技术权力,形成了技术治理权威,成为对传统治理权威的补充;通过对治理数据的获取和分析自主生成治理决策,逐渐成为一种技术治理主体。人工智能对大都市区治理的参与具有权力逻辑、算法逻辑、信息逻辑和伦理逻辑等技术逻辑,并提供了一种技术治理路径。在大都市区治理实践中,通过建构技术治理权威、完善信息共享机制、推动治理智能化和实现资源的算法分配等技术路径,能够优化大都市区治理结构,减少治理风险,推动协同治理,增强治理资源的流动性,实现治理资源的均衡分配,从而促进大都市区善治的实现。

新城市化发展模式与地方治理——美国大都市区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新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本文认为美国新城市化发展阶段的主导趋势是大都市区化,但大都市区发展中由于地域蔓延和行政分割带来种种区域性矛盾。美国通过多维度地方治理有效地改善了大都市区发展中的问题。其做法和经验对中国新城市化阶段中的大都市区发展与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美国大都市区治理中的地方政府自愿合作:何以兴起?何以持续?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城市群的聚集效应凸显,区域化发展成为趋势。城市群内包含着层级不一、规模各异的城市政府,如何以有效的制度安排跨越行政边界最大程度地整合区域资源并连结区域内行动者,是区域治理面临的一大挑战。美国是高度城市化的国家,拥有世界级的城市群,在大都市区治理方面积累了充分的实践经验,形成了有效的制度安排。在地方自治的特殊政治背景下,美国地方政府通过政府间协议和组建区域自组织等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府际自愿合作机制,以一系列制度安排降低了合作过程中面临的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问题,促进了合作关系的稳定持续,从而实现了对大都市区的有效治理。

大都市区域治理问题

大都市区域是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其潜在效应不言而喻,但其在治理层面也存在诸多困难。对上海而言,关键是建立一个横向的都市机构。都市机构需要几个核心原则,如可靠的资金来源,具有征税能力或借贷能力;有清晰的威权以团结市民,同时也有使人们建立共识的能力;建立起激励机制。这个机构要能覆盖行政界限之外的范围,具有一定的执行力,但同时也能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自治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