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岷州后氏家族与大崇教寺

岷州后氏家族为唐代吐蕃军将裔脉,元代即为当地政教望族。明代,后氏为岷州卫世袭土官,位居上层。出身于后氏的班丹札释则因其在沟通中央与西藏地方政、教关系方面的重要贡献而得到明朝廷的礼重,最终获封"法王"尊号,并长期驻锡于京师大隆善寺,荣受朝廷奉养。班丹札释所创大崇教寺,是属于后氏家族的家族性藏传佛教寺院,基于后氏的政教地位,再加上明王朝的扶持,该寺成为明代岷州地区的中心大寺。由于班丹札释的关系,大崇教寺与京师大隆善寺关系密切,大隆善寺实为大崇教寺僧人在京师活动的主要据点,大崇教寺僧人也因此与明朝宫廷之间保持着不同寻常的关系。但至明末清初,大崇教寺在岷州地区中心大寺的地位逐渐由同为后氏所控制的"下院"即属寺圆觉寺所取代。

明代藏僧驻京的三大寺院考述——兼论教派色彩与法脉传承

明代北京大慈恩寺、大能仁寺和大隆善寺是藏僧最为集中的三大寺院,此三寺的藏僧与宫廷关系最为亲近和密切,在驻京藏僧中最引人瞩目。大慈恩寺主要为格鲁派僧人驻锡之处,宣德时封为"大慈法王"的释迦也失及其弟子门人是其中的代表;大能仁寺藏僧主要来源于具有萨迦派色彩的临洮宝塔寺,明代宝塔寺开山端竹领占之徒裔在该寺最为显贵;大隆善寺藏僧中最为显赫者系景泰中受封为"大智法王"的班丹札释及其徒裔,班丹札释来自于岷州大崇教寺,大致属于噶举派。

清代多文种合璧碑《御制崇国寺碑文》研究

《御制崇国寺碑文》于康熙六十一年镌刻,碑文主要记载了康熙帝修建崇国寺的缘由及其经过。文章对石碑保存情况、碑文内容及其所反映的相关历史进行了综合考察。文章认为康熙六十一年修复了大隆善护国寺内的一处院落,而御制碑文时借用了元代的寺名崇国寺。此外,学界因《御制资福院碑记》载有崇国寺、资福等寺名而误认为资福院在崇国寺的基础上修建而成,但比较和分析《御制崇国寺碑文》和《御制资福院碑记》碑文后发现资福院是建于安定门外的一方院落,建成后赐名资福院,而崇国寺是建于西安门外的一座寺院,且元至明宣德前称崇国寺,而明宣德之后称大隆善护国寺。两通石碑内容都与诸蒙古汗等为康熙六十大岁祝寿以及康熙赞颂诸蒙古部族恭顺清政府的历史有关。

《御制重修大隆善护国寺碑记》与明代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

明代汉藏佛教之间有着多种多样的交往与互动。从北京地区出土的碑刻文献看.明廷出于巩固皇权,安定边疆的目的.从护国佑民、普济众生等角度接受和肯定了有助于实现“大一统”思想的藏传佛教文化。明廷以建寺造塔、赏赐加封等多方策略加强了西藏等地民众对中央政权的认同。御制重修大隆善护国寺碑等实物史料反映了明廷以礼治国、以佛治藏的统治策略。对于研究明代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以及明朝与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等问题都有一定价值。

清代藏文《敕建大隆善护国寺碑记》研究

《敕建大隆善护国寺碑记》是一通镌刻于清顺治九年(1652)的载有顺治帝修建护国寺缘由及经过的碑文。碑文也详述了护国寺的寺院秩序和僧侣戒律,是目前在北京地区出土的唯一一通藏传佛教寺规类石碑。在以原拓片为主要依据,重新录入和翻译碑文内容,并对前人录、译文中存在的错漏作出辨析的基础上,对碑文的内容及价值重新予以分析。碑文未记载撰写者身份等信息,结合相关史料考查后认为,该碑文应由第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在扎什伦布寺撰写。碑文所提到的释迦比丘奴布达节为岷东(今甘肃省定西市漳县)常氏,与顺治皇帝和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关系亲密。常奴布达节及其后裔在顺治、康熙至道光时期陪伴帝王,身居高位,蒙受皇恩,在洮岷地区修建佛寺,为藏传佛教在洮岷地区的传播发展以及该地区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明《张桑节朵而只墓塔碑》考述

西天佛子大国师桑节朵而只是明正统十年(1445)至正德七年(1512)间藏传佛教著名僧人。在明成化、弘治年间曾受封国师,他的一生为加强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的联系,促进藏传佛教在内地发展,以及推动明初期治藏政策实施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去世后,明正德七年十月,由董玘撰文、王纶正书、大弟子朵而只坚参立碑,篆刻“张桑节朵而只墓塔碑文”,该碑文较为全面地记录了其一生事迹,此外散存于五台山地区的相关碑文中也记载有桑节朵而只部分社会活动,通过这些碑文之间相互印证,对桑节朵而只人物事迹考证。该碑文对明朝初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史、藏传佛教在北京和五台山活动,以及明代番僧管理制度等研究具有较重要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