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广东南路农民运动的特点

大革命时期广东南路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影响深远,与海陆丰地区、珠三角地区、西江地区农民运动共同构成了大革命时期广东农民运动的总体进程。大革命时期的南路农民运动有着自身鲜明特点:深刻的历史背景;坚强的党组织领导;有效的国共合作平台。

晚清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叙事及其思想意涵

法国大革命曾于思想文化层面深刻影响辛亥革命。回到历史现场,法国这一事件在中国并非从一开始就呈现革命面貌,19世纪前半期它是法国历代君王统治轮替间的普通民变,19世纪后半期则被附着具有变革政体的民主意涵。1899年后它逐渐展现出作为革命事件的意象,并被认定是求权而非诛暴的新型革命。1906年康有为刊发《法国革命史论》,以汤武革命为母题将其重塑,强调它只是发生在法国的汤武故事,属于中国古代革命的诛暴而非求权范畴。在法国大革命是诛暴还是求权革命的争论背后,是革命合法性观念于清末最后十年左右的转型:诛暴不再是革命师出有名的必备前提,求权也是发动正当革命的充分条件。在传统政治文化中作为美好政治意象的贤君和仁政,无法再真正有效消弭革命声音,清廷失去了原先可收摄人心的护身符。这种革命合法性观念的变动,是理解辛亥革命何以发生的重要维度。

英国报刊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转变探究(1789—1815)

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对当时的英国产生巨大影响,不仅促进了激进主义的发展,更导致英国政治进入一段长时间的保守时期。在国内外局势的影响下,从1789年到1815年,英国报刊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发生了两次转变,由开始的欢迎到后来的反对,再到反对战争呼吁和平的转变。在两次态度转变的过程中,一方面,报刊作为舆论宣传的工具,直接影响国内舆论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另一方面,报刊作为舆论的风向标,更体现了英国对于法国大革命态度转变的过程。

大革命时期台湾地区革命者的历史认识——以《不逞团关系杂件:台湾人之部》和罕见报刊为中心

大革命时期(1924—1927)旅居内地各地的台湾地区革命者是最早回顾《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地区以来的台湾地区历史的先驱群体。依据日本外务省秘密编纂的档案《不逞团关系杂件:台湾人之部》以及各种台湾地区革命者罕见报刊,可以发现大革命时期的台湾革命者因为主义信仰的不同而出现历史认识的分化。无政府主义者批判中国台湾割让日本以来的各种暴政,却缺乏基本的历史时间感。马克思主义者以帝国主义以及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台湾史,取得前所未有的历史深度。至于民族主义者则尝试以回顾台湾地区历史来争取内地读者的同情,甚至以此论证台湾地区革命融入国民革命的必要性。尽管他们的历史认识以及各自在内地遭遇的现实情境都不相同,他们的思考却作为重要的历史准备,成为后起的台湾地区革命者深化历史认识的阶梯。

大革命时期湖南青年团组织发展及其评价

大革命时期湖南青年团的发展呈现由长沙、安源两地“双子星”到长沙“一枝独秀”格局的转变,其致力于“无产阶级化”的努力未能实现,最终仍为主要由学生组成的“学生团”。对湖南青年团各地组织发展模式的考察显示,长沙、安源两地团组织发展堪称翘楚,发展模式亦呈现出同中有异。大革命时期的湖南青年团总体发展向好,但仍存较大局限性,经费短缺、人才匮乏的组织困境贯穿始终,相当程度上削弱其组织能力,终致湖南青年团“大而不强”。

大革命时期琼崖党组织的青运策略与当代启示——以择师运动为例

青年工作既是一个现实问题,又是一个历史问题,当下的青年工作要注重从历史经验中寻求启示。大革命时期,琼崖地方党组织立足社会革命形势和青年学生现实状况两个实际,领导制定并实行了将青年运动和工人、农民、妇女运动相结合的青运策略,在择师运动中汇聚成了强大的运动力量。这种把青年运动融入群众运动的思想,不仅为这一时期琼崖党组织的青运工作指明了方向,而且对当下党的青年工作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闺房中的哲学:萨德侯爵与大革命

萨德是18世纪自由放荡者的代表,他的放荡文学虽然充满了色情和暴力,但却意在展现社会的道德风俗。作为经历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思想家,萨德对其所处的时代有着敏锐的触感,而他的政治思想则是理解其放荡作品中极重要的因素。1795年出版的《闺房哲学》可以说集中体现了萨德对大革命的复杂态度:在这出政治戏剧中,他批判了当时的宗教观念和道德风俗,旨在揭露并直面这些幻象所掩盖的种种罪行,并提出一种基于无神论和自然主义的共和观念。挣脱束缚、效法自然、自由运动,这既是萨德对古往今来各种性别的自由放荡者的教诲,也是他所认为的理想政治的原则。

大革命时期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旧址

大革命时期,在北方军阀统治的白色恐怖笼罩下,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天津地委)在1924年至1927年间,曾七次转移机关办公地点。1924年,天津地委在法租界普爱里34号成立,这里成为天津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起点。

作为知识的宣传:大革命时期中共围绕统一战线的意义生产与现实启示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就围绕民主联合战线进行意义生产。这在理论阐释、形象塑造、舆论斗争、口号鼓舞和行动激励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是壮大统一战线、推动大革命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还提供了一个以宣传工作有效争取和团结党外人士的成功案例。从意义生产的研究视角看,知识社会学把媒介宣传视为一种知识传递过程。将大革命时期中共围绕统一战线的意义生产纳入“知识的连续体”中可以发现,它处于感知知识与理解知识之间,具有“感知”与“理解”的知识定位、“异域”与“新知”的知识内容。中共围绕统一战线的意义生产具有多重归因,包括建党以后革命形势变化带来的社会因素、民主联合战线主张提出带来的思想因素、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统战宣传与中共宣传体系建立带来的实践因素。从内容来看,中共围绕统一战线的意义生产既包括进行行动号召的表层内容结构,也包括阐释统一战线理论内涵的深层内容结构。从意义生产的社会影响看,它实现了“反帝反军阀”的知识在社会各个群体中的“圈层共振”,让民主联合战线主张深入人心,推动大革命走向高潮。以史为鉴,新时代的统战宣传要立足时代任务构思内容、在意义生产中敢于斗争、灵活运用多元媒介场域,助力巩固中国式现代化的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大革命时期中共投身军队政治工作之动因探析

苏俄要求合作者国民党引入军队政治工作,以及其对中共的大力扶持,是中共投身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要因之一。国民党借政工职位吸纳中共党人,取信示好于苏俄,既以此换取俄援,又因之提振士气,是中共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要因之二。建党以来工人运动的实践及其挫折,加之武装斗争的大革命氛围,使中共日益认识到军事的重要性。在国民党不允许中共掌握军事指挥权的格局中,政治工作就成为中共军事活动的主要方式,这是中共投身军队政治工作的主因之三。大革命时期中共的军队政治工作,是党走向成功的起点和重要源头,是走向新中国不可或缺的一环。

大革命失败后的学生形象建塑——以华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大革命失败后,原本在人们心目中爱国、进步的学生却走向了分化与迷茫,其形象也变得模糊,前途的不确定性使学生重新组织起来,亟待重塑形象。以华北地区为中心的研究表明,学生形象建塑并非学生自身单独所为,而是内外合力的共同结果,各势力、各群体在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与作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学生与其他诸社会群体一道,支持了中国革命的持续向前发展。

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中的群众路线意蕴、方法及其当代启示——以大革命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心

大革命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毛泽东开展农村调查研究的主要时期。他的农村调查研究,是在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凸显、农民组织性需要加强、中国革命道路面临选择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在农村调查研究中他坚持群众路线,解决了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找到了革命可以依靠的坚实力量,正确处理了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阶级路线问题。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研究方法系统、科学,既有矛盾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两种基本方法,也有躬身实践法、座谈会调查法和数量分析法三种具体方法。新时代,回顾和总结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中的群众路线,有助于党员干部和调研工作者坚持问题导向,增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改进调查方法,促进决策与调查研究结果的高度耦合。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的组织化改造——以河南确山农民暴动为例

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下的中国共产党只能按照国民党政权体制治理乡村,即乡村自治。随着国民党反动面目的完全暴露,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乡村自治理念并不利于党将政权扎根乡村,也不能最大限度地组织动员农民群众参与革命斗争。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农会专政的概念,开始推动各类乡村组织的改造。确山农民暴动胜利之后,确山乡村组织化改造工作顺利开展,并总结出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前提发挥引领作用,以坚持团结大多数群众为原则汇聚乡村智慧,以规范化改造为目标提高乡村治理水平等宝贵经验。

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武装斗争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和发动工农运动上。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共产党人开始对武装斗争有了一定的模糊认识,也开始了对军事理论的初步探索。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大革命失败这段时期,共产党人对武装斗争理论的探索,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首先,逐渐认识到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意识到“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其次,阐明了必须武装工农、建立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军队。最后,初步探索了如何建设革命军队的基本理论。随着蒋介石反动面目逐渐暴露,共产党内不少人认识到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对国民党“新右派”一味妥协退让的危害。但遗憾的是,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没有采纳这些人的正确主张,只知一味妥协退让,其结果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走向了失败。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阶级划分理论的形成及历史贡献

大革命时期是毛泽东阶级划分理论形成的初期阶段。这一时期毛泽东阶级划分理论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与复杂的党内因素: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党内部逐渐分化,“反共”“分共”时有发生;而共产党内部普遍缺乏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识,无法分清敌友问题。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继承与发扬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阶级划分理论,形成了自己在大革命时期的阶级划分理论。在阶级划分标准上,他认为“经济地位”和“革命态度”是两大基本标准;在“阶级结构”上,他将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划分为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五大阶级。毛泽东的阶级划分理论有着突出的历史贡献:它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科学指导,还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

大革命时期,受苏联的影响,作为国共第一次合作产物,黄埔军校十分重视政治教育,在教育的组织机构、教育的目标与内容以及教育的方式方法上都形成了比较完善系统的制度规章。良好的政治教育在军事上锻造了革命新军、在思想上传播了革命思想、在组织上培养了革命干部,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广州大革命史论丛》出版

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革命运动,风云激荡,波澜壮阔,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一页壮丽辉煌的篇章。该书作者曾庆榴教授是《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学术顾问,资深党史研究的学者,该书是他数十年从事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广东地方史教学与研究相关成果的结集。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政治动员策略及其现实启示

大革命时期农民解放运动的发展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的政治动员密不可分。这一时期,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农民观与中国农民革命斗争实践紧密结合,创建了一套以保障农民权益、激励斗争情感、改造乡村传统和建立农民组织为主要内容的农民政治动员体系,使农民群体主动参与到国民革命的洪流中,并在动员农民与争取革命胜利之间建立起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坚持党的政治主体地位、培养农民的政治认同感、联合乡村传统实现政治目标等历史经验,对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民政治动员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启示。

巴黎:风暴之眼——从大革命景观看巴黎的城市空间演变

本文从法国大革命时期路易十六斩首事件引入,展开断头台作为巴黎“风暴之眼”的图像与空间分析。同时,借助建筑学、现象学、城市视觉文化、社会学等研究视角,展现革命空间、宗教空间、墓葬空间中头颅的展示秩序,进而延伸出一条以“头颅景观”为线索的巴黎城市化道路。本文后半部分,聚焦“现代生活中的巴黎”,以19世纪奥斯曼领导下的“巴黎大改造”为背景,通过围绕协和广场展开的空间分析,展现革命场所对于城市空间秩序的“修正”作用,借助革命历史揭示出巴黎城市景观的崭新维度,最终延伸出系列有关遗产空间、历史场所的现代性问题。

美德与革命:法国大革命中的德性政治

在18世纪法国,美德是人们用以表达意识形态诉求的重要理念。在法国大革命中,公民美德与革命政治相结合,孕育出了大革命独特的德性政治。美德演变成一种政治理念、政治话语和革命意识形态。它推动了大革命的诞生和新政治秩序的成型,激化了革命政治,乃至以一种美德共和国实践的形式,与恐怖相结合,激发且合理化了革命暴力。热月政变后,随着摆脱恐怖统治成为共识,美德脱离了作为人民品性的角色,重新回到了智性的范畴,大革命德性政治就此式微。可以说,一方面,德性政治清晰地展现出大革命历史的阶段性特征,完美呈现了大革命政治文化的演变过程及其特性;另一方面,大革命德性政治的失败,也体现出美德理念本身的矛盾以及它与政治相融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