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对“三农”问题的探索

近代中国作为一个封建农业国家,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三农"问题自共产党建党以来一直都是受到高度重视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在土地革命时期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革命的尝试,这些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为党日后政权的建立和稳定以及革命事业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我们今天解决"三农"问题也有深刻的启示。

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中的群众路线意蕴、方法及其当代启示——以大革命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心

大革命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毛泽东开展农村调查研究的主要时期。他的农村调查研究,是在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凸显、农民组织性需要加强、中国革命道路面临选择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在农村调查研究中他坚持群众路线,解决了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找到了革命可以依靠的坚实力量,正确处理了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阶级路线问题。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研究方法系统、科学,既有矛盾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两种基本方法,也有躬身实践法、座谈会调查法和数量分析法三种具体方法。新时代,回顾和总结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中的群众路线,有助于党员干部和调研工作者坚持问题导向,增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改进调查方法,促进决策与调查研究结果的高度耦合。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自我革命探索及经验启迪

回望党的百余年奋斗历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各种政治力量中脱颖而出,靠的就是始终坚持自我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总结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自我革命的成功经验,对于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清除党内的顽瘴痼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大革命时期台湾地区革命者的历史认识——以《不逞团关系杂件:台湾人之部》和罕见报刊为中心

大革命时期(1924—1927)旅居内地各地的台湾地区革命者是最早回顾《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地区以来的台湾地区历史的先驱群体。依据日本外务省秘密编纂的档案《不逞团关系杂件:台湾人之部》以及各种台湾地区革命者罕见报刊,可以发现大革命时期的台湾革命者因为主义信仰的不同而出现历史认识的分化。无政府主义者批判中国台湾割让日本以来的各种暴政,却缺乏基本的历史时间感。马克思主义者以帝国主义以及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台湾史,取得前所未有的历史深度。至于民族主义者则尝试以回顾台湾地区历史来争取内地读者的同情,甚至以此论证台湾地区革命融入国民革命的必要性。尽管他们的历史认识以及各自在内地遭遇的现实情境都不相同,他们的思考却作为重要的历史准备,成为后起的台湾地区革命者深化历史认识的阶梯。

大革命时期琼崖党组织的青运策略与当代启示——以择师运动为例

青年工作既是一个现实问题,又是一个历史问题,当下的青年工作要注重从历史经验中寻求启示。大革命时期,琼崖地方党组织立足社会革命形势和青年学生现实状况两个实际,领导制定并实行了将青年运动和工人、农民、妇女运动相结合的青运策略,在择师运动中汇聚成了强大的运动力量。这种把青年运动融入群众运动的思想,不仅为这一时期琼崖党组织的青运工作指明了方向,而且对当下党的青年工作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

大革命时期,受苏联的影响,作为国共第一次合作产物,黄埔军校十分重视政治教育,在教育的组织机构、教育的目标与内容以及教育的方式方法上都形成了比较完善系统的制度规章。良好的政治教育在军事上锻造了革命新军、在思想上传播了革命思想、在组织上培养了革命干部,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基层实践及成效:以陕甘地区为核心的考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组织逐步深入农村,在农民中构建自身政党形象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为了纠正人民群众对党的认知偏差、反击国民党的污蔑宣传、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形象塑造工作。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满足群众发展需求等举措,成功塑造了组织严密、纪律严明、亲民爱民的政党形象。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实践,发展壮大了党的自身力量,提升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增强了党的社会动员能力,为创建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形象塑造工作提供了一定借鉴意义。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历史考察

土地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进行早期探索的历史阶段。根据不同的革命形势、关键问题和中心任务,这一时期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虽然相互衔接,但各有侧重。第一阶段,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遭到严重摧残,革命进入低潮,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聚焦于调整组织制度,促进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第二阶段,党开始局部执政,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聚焦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服务新生政权的巩固;第三阶段,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聚焦于扩大党员干部队伍,服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大局。

作为知识的宣传:大革命时期中共围绕统一战线的意义生产与现实启示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就围绕民主联合战线进行意义生产。这在理论阐释、形象塑造、舆论斗争、口号鼓舞和行动激励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是壮大统一战线、推动大革命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还提供了一个以宣传工作有效争取和团结党外人士的成功案例。从意义生产的研究视角看,知识社会学把媒介宣传视为一种知识传递过程。将大革命时期中共围绕统一战线的意义生产纳入“知识的连续体”中可以发现,它处于感知知识与理解知识之间,具有“感知”与“理解”的知识定位、“异域”与“新知”的知识内容。中共围绕统一战线的意义生产具有多重归因,包括建党以后革命形势变化带来的社会因素、民主联合战线主张提出带来的思想因素、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统战宣传与中共宣传体系建立带来的实践因素。从内容来看,中共围绕统一战线的意义生产既包括进行行动号召的表层内容结构,也包括阐释统一战线理论内涵的深层内容结构。从意义生产的社会影响看,它实现了“反帝反军阀”的知识在社会各个群体中的“圈层共振”,让民主联合战线主张深入人心,推动大革命走向高潮。以史为鉴,新时代的统战宣传要立足时代任务构思内容、在意义生产中敢于斗争、灵活运用多元媒介场域,助力巩固中国式现代化的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武装斗争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和发动工农运动上。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共产党人开始对武装斗争有了一定的模糊认识,也开始了对军事理论的初步探索。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大革命失败这段时期,共产党人对武装斗争理论的探索,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首先,逐渐认识到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意识到“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其次,阐明了必须武装工农、建立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军队。最后,初步探索了如何建设革命军队的基本理论。随着蒋介石反动面目逐渐暴露,共产党内不少人认识到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对国民党“新右派”一味妥协退让的危害。但遗憾的是,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没有采纳这些人的正确主张,只知一味妥协退让,其结果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走向了失败。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政治动员策略及其现实启示

大革命时期农民解放运动的发展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的政治动员密不可分。这一时期,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农民观与中国农民革命斗争实践紧密结合,创建了一套以保障农民权益、激励斗争情感、改造乡村传统和建立农民组织为主要内容的农民政治动员体系,使农民群体主动参与到国民革命的洪流中,并在动员农民与争取革命胜利之间建立起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坚持党的政治主体地位、培养农民的政治认同感、联合乡村传统实现政治目标等历史经验,对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民政治动员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启示。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探究

能否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在于方法,方法科学,事半功倍;方法欠妥,事倍功半。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注重思想政治工作,为提高人民群众参与革命的积极性,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探索了一套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一、毛泽东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体系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开展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别强调解决工作方法问题的重要性。

大革命时期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旧址

大革命时期,在北方军阀统治的白色恐怖笼罩下,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天津地委)在1924年至1927年间,曾七次转移机关办公地点。1924年,天津地委在法租界普爱里34号成立,这里成为天津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起点。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对红军建设发展的历史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在党内担任过许多重要的职务,其中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事部部长、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等要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为红军的建设和发展,付出了诸多实践和努力,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历史贡献。周恩来是南昌起义的倡导者和决策者南昌起义是人民军队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南昌起义的爆发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序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开端,宣告了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拉开了土地革命的序幕。

土地革命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及其当代启示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部队在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随之全国农村革命根据地风起云涌,中共中央提出筹建全国苏维埃政权。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苏维埃政府能在内忧外患、腹背受敌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建立了空前的廉洁政府。

大革命及土地革命时期党对乡村宗族的认识与政策

党对乡村宗族的认识源于五四运动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随着农民运动及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党对乡村宗族的认识不断深化,认识到乡村宗族文化是乡村政治经济的一种反映,族权与地主政权既相联系又有所区别,宗族公产与农民祖先崇拜文化的复杂关系以及宗族公产性质的复杂性。正是在对乡村宗族认识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党也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其乡村宗族政策,从而促进了农村革命的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对党员“自首”问题的因应(1927—1931)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白色恐怖和国民党政府的“自首”政策,一些中共党员或因个人私利,或应地方党组织要求,而选择了“自首”。对此,中共地方组织出于实践需要,灵活执行中央制定的洗刷登记、惩治首恶等措施。1929年下半年开始,结合巡视员反馈,中共中央逐步重塑对“自首”问题的理论阐释,将这一行为明确界定为叛变、反革命,并确立了严厉处置的组织原则,要求必须将“自首”分子开除出党。中共对“自首”问题的因应对于其在逆境中自我修复和安全存续发挥了关键作用,也折射出中共的组织特性与政治文化。

大革命与土地革命时期我党的学风经验

在大革命中,由于中共还处于幼年的不成熟阶段,对于马列主义的理论掌握得不够准确、完整,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尚缺乏深刻的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即没有完全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学风。因此,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党的领导机关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和发展革命的胜利成果,反而采取一再的妥协退让政策,使革命遭到失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复实践的基础上,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逐步探索出了一条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使党在工农武装割据的条件下发展壮大起来。

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政府预决算制度新论——基于预决算偏离度的视角

中央苏区早期,各地苏维埃政府和各级红军皆无财政收支计划,主要收入来源是打土豪。1930年,中央苏区开始出台预决算制度,下级政府编制预决算,上级政府审核预决算,中共试图通过行政系统实现财政统一。预算和决算的制定在理论上可做到收支相抵,但在实践中,随着反“围剿”战争的深入和政府行政人员的增加,军费支出和行政经费支出越来越大,预算和决算的偏离差问题越来越凸显。有些地方政府为自身利益,开始截留经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库、支库和分库建立后,中央政府冀图通过行政系统和财政系统实现财政统一。为避免预决算偏离度过大,中央政府压缩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杜绝基层政府截留财政收入。建立预决算制度,中央苏区各级政府财政开支有章可循,抑制政府部门贪污腐败现象,减少财政上不必要的浪费,保障红军的军费和政府的行政经费供给。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宪法观及其现实启示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人民法制观是马克思主义法制观的本质特征,坚持人民性是毛泽东宪法思想的内核。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其马克思主义宪法观开始形成并发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局部执政的实践探索,这一时期是毛泽东宪法思想成功实践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阶段,形成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宪法观。毛泽东这一时期工农民主专政宪法观内容丰富,并取得了巨大历史成就,在新时代具有现实启示意义。